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_高世瑜

历　史　研　究2002年第6期　
阶段,尤其是如此。

否则,任何的气愤和埋怨都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

性别史和妇女史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因以往谈历史、写历史,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的,所以现在谈性别史,更多地强调女性视角应无可非议。

在有关什么叫“女性视角”的问题上,我在台湾做学术访问期间,先后向多位学者请教,她们几乎都举厕所问题为例。

这是最先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现在几乎成为一种经典的说法,意思是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外出活动并不亚于男子,但在公厕的设计中,男位总要多于女位,以致造成女厕使用紧张,就是没有女性观点的一种表现。

但我认为,这样的例子是有条件的,因为同样的问题,放在农村乃至小城镇,矛盾也许并不突出,更不要说古代中国了,尤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根本不可能在户外如厕。

可见即便相同的例子,它的典型性也随着时间条件而转移。

再譬如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这在现代,不管是男是女一致持反对态度,谴责对女子的人性摧残。

问题是回溯到那时,当社会的主流意志视妇女缠足为美时,多数女子也认为小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值得的;这与现代社会中不少都市年轻女子甘冒风险也要去做诸如隆胸、瘦身等手术,其道理颇有相似之处(尽管现在的痛苦比过去要小得多)。

我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旨在说明,作为一个正在肇建、兴起的学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钻研,包括像什么是社会性别视角这样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下功夫剥开表层,做一些也许属于常识性的阐述。

在此,客观、平静的心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妇女史或性别史的研究重点是人,无论是作为群体或单独的个人,都离不开对道德、感情的探索,这会涉及伦理和心态史学方面的内容,也与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医学等学科有关,需要我们扩大视野,借鉴各种研究方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离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离开这些就不是史学了。

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各学科间的交叉重叠越来越多,加强相互对话、吸收各自有益的营养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

比较起来,妇女史和性别史兴起的时间毕竟短暂,没有留下太多的旧包袱,而研究的对象往往会跨多个学科,有许多属于新的课题,或旧课题新诠释。

所以,它应该更有条件轻松地面对未来,有理由做更多的事。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　高世瑜妇女史在当今中国虽非显学,但与往昔的萧条局面相比,可以说是发展迅猛、成果不凡。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无意中一脚踏进这一领域,成为较早的参与者,经历十几年的学科发展过程,对妇女史的发展之路有一些了解与思考。

概而言之,当前的妇女史研究是既有极大发展,又面临诸多困惑。

一、是什么?———妇女史的定义。

所谓“妇女史”究竟指什么,对此,目前国外与国内的研究者之间均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或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观察和撰写的整个历史。

或者可以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义的通史”。

前者与传统史学冲突似乎不大,只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所以有人将这种妇女史称为“添加史”或“补偿史”;后者则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意义,应该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观或史学方法,所以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史”。

西方一些学者很注意将两者区别来看,认为两者不能划等号,女性主义史学家撰写的应该是女性主义史(鲍晓兰, 1995)。

目前,中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者尽管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已有成果看,还
历史、史学与性别
是以前一种研究居多。

尽管有些人对于这些虽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史学窠臼、甚至充溢着男性主体意识的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或者认为不能算作妇女史;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有研究状况考虑,妇女史包括范围都应该宽泛一些,将两者以及相关成果均囊括在内,而不宜排斥一方,尤其是已有的大量相关成果。

事实上,两者往往也并不能截然分开,当你以妇女为研究对象时,不能不注意女性的立场与观点;而当你以女性立场、视角观察历史时,也不能避免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不能不观照妇女群体的生存状况。

著名妇女史学家Joan K elly2G adol曾说过:“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

”在笔者看来,正是精辟地肯定了两者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什么样?———妇女史的发展与特色。

对妇女历史的关注本不自新时期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

如关于缠足的起始,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进行探讨;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妇女史研究则兴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促使它发生的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后者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

至1949年,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论述不下几十种至上百种。

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是大多或明言或隐含反封建的意旨。

其特点,一是因为处于开拓阶段,故多是对于历史上妇女面貌的描绘,研究性较为薄弱;二是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多强调妇女遭受压迫的一面。

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与整个社会一样进入了政治化、“无性化”状态,从而导致妇女史研究发生了几十年的断裂。

新时期复兴的妇女史研究,也有学术与非学术两种起因。

由于更重要的起因是史学本身的发展与变革,因而与西方和女权运动相伴产生及中国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变革和反封建而起的妇女史研究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特色,那就是,它基本属于学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它并非女权运动的武器,政治与斗争色彩较淡,与社会现实、妇女运动保持了一定距离。

这种特色使得中国内地的妇女史似乎少了些锋芒和激烈,多了些理智与冷静。

在笔者看来,这种特点既有其缺陷,也有其优长之处。

缺陷在于:由于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它基本局限于史学界,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妇女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未能直接为现实中的妇女问题提供更多的借鉴参考,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而优长之处则在于:由于它保持了纯学术性质,所以对于历史的思考较为客观、冷静;起点较高,从一开始便超越了偏激的女性立场和与男性的对立,而试图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两性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

要之,无论其优劣,这种特色并非由某人或某种力量的主观选择所决定,而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由之造成的学者的心态、思想等客观原因所决定的。

三、怎样做?———妇女史的研究与撰写。

妇女史应该怎样做,其实不是问题,如同历史上妇女生活的多姿多彩一样,妇女史完全不必是一种样式,它的研究对象、角度、理论、方法都应该是多元的。

笔者仅就有所感触的几点谈一些看法。

对传统史学的借鉴与超越。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可以说是脱胎于传统史学。

妇女史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选题、史料、论证方法,还是研究者本身,基本都出自传统史学领域(此处所谓“传统”也包括盛行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属于另树一帜的异端另类。

这也是妇女史在史学界虽然未获很高评价,但也始终未遭激烈拒斥的原因。

因此,妇女史不可能割断脐带,必然要借鉴传统史学。

虽然如此,如何借鉴,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探讨的问题。

仅从肤浅层面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旧史学,不仅其丰富的史载不能摒弃,其实证主义的治学、论证方法,重史实、重证据、论从史出等观点,也是应该借鉴、继承的;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注重经济基础、注重阶级分析等等基本理论方法同样不可废弃。

至于如何超越,是一个更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首先应该肯定,妇女史学科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以男性话语、男性权力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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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史学的超越。

此外,传统史学的以政治史为历史,只关注公领域、忽视私领域及与之相关的王朝体系框架;近几十年的史学重阶级、轻性别的“性别盲点”,都是妇女史研究应该和必须超越之处。

而如何鉴别几乎全部由男性撰写的传统史载,或者说男性制造的历史,发现历史的真实,同时避免性别偏见,则可以说是妇女史超越传统史学的最大难点,也是最重要之处。

精英史与大众史、小历史与大历史。

以往的妇女史撰述,由于史料与思想方法的限制,较多注重少数上层妇女与精英人物,妇女史因此基本上是精英妇女史或上层妇女史。

而当前港台妇女史学界已将注意力投入到普通平民妇女身上,特别注重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与个人感受。

她们撰写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阿母的故事》、《阿妈的故事》等代表作都体现了这种研究倾向。

这些口述史著作不仅真实再现了各阶层、民族、地域一些普通妇女的平常人生,而且以这些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为窗口观察分析了时代与社会及其对于妇女生活、婚姻、生育等等的影响。

以往的历史学注重的是关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历史”,而普通人的人生经历与感受无疑属于“小历史”,不为人重视,甚至难以进入史学的大雅之堂。

然而,这些关于普通妇女人生的历史虽“小”,意义却不可低估,它不仅折射出了大历史的发展曲线,是大历史的具体生动补充;更引发人思考,什么是历史?历史本来就应该是人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并非只有改朝换代、惊天动地的军国大事才是历史,并非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可以进入历史学的殿堂;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喜怒悲欢、生命感受同样是历史,是历史学的内容,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

从历史应是人的历史这一角度说,历史本无所谓大小之分。

妇女的这种“小历史”不仅可以补以往“大历史”之不足,扩展研究领域;而且对于建立新的史学观念与理论框架有所启迪,因而具有理论方法意义。

差异与共性问题。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问题。

妇女史建立的前提应该就是妇女这个社会性别群体“共同体”,有着共性、整体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往的妇女史研究对于“妇女”常常笼统论之。

但是,妇女这一群体实在包罗太大,不仅横向包含各个种族、民族、阶级、等级等等,而且纵向包含各个历史时代的妇女,其中差异之大,绝不亚于其共性,因而绝不可以忽视;进一步看,妇女之间由于先天生理、后天遭际等的不同造成的个体差异也同样不容小视,曾有学者断言:个体差异其实比性别差异更大。

正是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造成了历史上妇女生存状态的多元化。

我们在对妇女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必须时时注意差异与多元化问题。

一方面要注重个案、个体研究,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不要以偏概全,轻易对妇女群体下笼统结论。

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走向只承认个性,不承认群体共性,尤其是某一民族、阶级、时空妇女的相对共性的另一极端,从而导致将妇女群体完全分解,以个体史代替妇女群体史,造成妇女史的“碎化”。

妇女史研究应该将个体与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既关注妇女的共性、整体性,又揭示其个性与个体差异;妇女史也应该既是社会群体史,又包括个人史。

妇女史的撰写。

香港学者所撰《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十分畅销。

读者感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这样好读。

除了普通妇女的人生历程引起读者兴趣之外,口述史的平易文风与可读性也是此书成功的重要原因。

为了更真切反映历史和吸引普通读者,撰著者特意原汁原味地保持了口述者使用的粤语。

这一现象引起笔者思考,它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应该怎样写和给谁看的问题。

几十年来,历史著述由于其刻板、枯燥的文风,早已与普通读者绝缘,而学者似乎并不在意人们是否愿读、能读,甚至刻意以文字艰深显示学问。

这种风气弥漫史学界,已成主流,也影响到妇女史著述。

笔者以为,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妇女史应该可读,更应该面向普通读者。

港台学者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四、怎么办?———妇女史的理论困惑。

当中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
历史、史学与性别
兴起时,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妇女史包括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却早已起步,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内地的妇女史学者也开始了与外界的频繁交流。

从某种角度不能不看到,中国内地的妇女史学科尚不成熟,不仅缺乏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这就造成一种不对等的态势:以不成熟的学科与国外较为成熟的学科对话,缺乏基础研究与理论建设工作,却面临西方后现代等理论体系的挑战。

笔者曾戏称:中国内地的妇女史是尚未建构就面临“解构”。

这种态势极容易造成对于国外主要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亦步亦趋,如此便导致了一个也许并非“杞忧”的忧虑,极而言之,就是理论的“殖民化”。

比如一些研究者不重视传统史载,无视或轻视国内自20世纪30年代至当代的众多研究成果,而仅对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甚至是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隔靴搔痒的学说顶礼膜拜,视为科学与真理。

对此,笔者认为,颠覆传统史学,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史学与成果的了解之上;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与已有成果,以西方范式另起炉灶,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种尝试与途径;但是作为中国内地妇女史的主流,还是应该建基于中国本土,建基于中国几代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而且说到底,无论中外,没有什么人或学派能够为妇女史提供一个科学、万能的理论体系,任何理论方法都不是绝对正确、永远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不应以之为终极真理而盲目崇奉。

虽然笔者对理论的“殖民化”倾向有一定忧虑,但是绝非主张闭目塞听、摒弃交流。

笔者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获得许多启迪,引发了许多思考。

比如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当代价值判断和历史上妇女的主体经验,妇女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两性地位特质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性别与阶级以及其他社会等级的交叉,如何判断妇女“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探究思考的问题。

面对迅疾发展又存在诸多困惑的妇女史研究,笔者主张:
(一)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研究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无论认同哪一种理论,目前都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搜集等基础研究工作,从一个个课题做起,而不必急于建立理论框架。

历史研究应该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根据,妇女史由于它的开拓性和史载的零散缺略就更应该做好基础工作。

如果我们连基本史料都没有掌握与进行分析鉴别,对妇女的基本生存状况都不了解,就根本无法谈论妇女史研究,更谈不上理论建构。

(二)对话但不盲从:妇女史学者应该打开眼界,尽可能地增进与国外以及港台等同行的交流,以作为借鉴与启发。

一方面尽可能地借鉴别人成熟的理论成果,反观思考自身研究的缺欠,免走弯路;另一方面则必须注意中西差别,对外来的理论方法进行认真检讨分析,有所鉴别取舍,从而促进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的妇女史理论。

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商　传关于社会性别史的提法,是最近才听说到的。

就我本人的理解,这仍然是一个女性史的问题。

不过既然提法不同,研究角度与方法可能也确实有所不同。

但我感到其主要不同之处还是审视角度。

一些学者也谈到,传统的女性史研究,主要出于男性的视角,不能够将女性看作是一个社会角色,社会性别史则明确将女性作为社会角色看待。

这多少有一些现代社会学观念的味道。

从传统社会来看,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排斥于社会舞台之外。

那时候的社会主体是男性,女性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她们在历史上也就只能处于附属地位。

倘若一定要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