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_高世瑜

历　史　研　究2002年第6期　

阶段,尤其是如此。否则,任何的气愤和埋怨都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

性别史和妇女史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因以往谈历史、写历史,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的,所以现在谈性别史,更多地强调女性视角应无可非议。在有关什么叫“女性视角”的问题上,我在台湾做学术访问期间,先后向多位学者请教,她们几乎都举厕所问题为例。这是最先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现在几乎成为一种经典的说法,意思是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外出活动并不亚于男子,但在公厕的设计中,男位总要多于女位,以致造成女厕使用紧张,就是没有女性观点的一种表现。但我认为,这样的例子是有条件的,因为同样的问题,放在农村乃至小城镇,矛盾也许并不突出,更不要说古代中国了,尤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根本不可能在户外如厕。可见即便相同的例子,它的典型性也随着时间条件而转移。再譬如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这在现代,不管是男是女一致持反对态度,谴责对女子的人性摧残。问题是回溯到那时,当社会的主流意志视妇女缠足为美时,多数女子也认为小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值得的;这与现代社会中不少都市年轻女子甘冒风险也要去做诸如隆胸、瘦身等手术,其道理颇有相似之处(尽管现在的痛苦比过去要小得多)。我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旨在说明,作为一个正在肇建、兴起的学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钻研,包括像什么是社会性别视角这样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下功夫剥开表层,做一些也许属于常识性的阐述。在此,客观、平静的心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妇女史或性别史的研究重点是人,无论是作为群体或单独的个人,都离不开对道德、感情的探索,这会涉及伦理和心态史学方面的内容,也与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医学等学科有关,需要我们扩大视野,借鉴各种研究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离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离开这些就不是史学了。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各学科间的交叉重叠越来越多,加强相互对话、吸收各自有益的营养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比较起来,妇女史和性别史兴起的时间毕竟短暂,没有留下太多的旧包袱,而研究的对象往往会跨多个学科,有许多属于新的课题,或旧课题新诠释。所以,它应该更有条件轻松地面对未来,有理由做更多的事。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　高世瑜妇女史在当今中国虽非显学,但与往昔的萧条局面相比,可以说是发展迅猛、成果不凡。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无意中一脚踏进这一领域,成为较早的参与者,经历十几年的学科发展过程,对妇女史的发展之路有一些了解与思考。概而言之,当前的妇女史研究是既有极大发展,又面临诸多困惑。

一、是什么?———妇女史的定义。所谓“妇女史”究竟指什么,对此,目前国外与国内的研究者之间均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或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观察和撰写的整个历史。或者可以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义的通史”。前者与传统史学冲突似乎不大,只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所以有人将这种妇女史称为“添加史”或“补偿史”;后者则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意义,应该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观或史学方法,所以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史”。西方一些学者很注意将两者区别来看,认为两者不能划等号,女性主义史学家撰写的应该是女性主义史(鲍晓兰, 1995)。目前,中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者尽管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已有成果看,还

历史、史学与性别

是以前一种研究居多。尽管有些人对于这些虽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史学窠臼、甚至充溢着男性主体意识的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或者认为不能算作妇女史;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有研究状况考虑,妇女史包括范围都应该宽泛一些,将两者以及相关成果均囊括在内,而不宜排斥一方,尤其是已有的大量相关成果。事实上,两者往往也并不能截然分开,当你以妇女为研究对象时,不能不注意女性的立场与观点;而当你以女性立场、视角观察历史时,也不能避免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不能不观照妇女群体的生存状况。著名妇女史学家Joan K elly2G adol曾说过:“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在笔者看来,正是精辟地肯定了两者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什么样?———妇女史的发展与特色。对妇女历史的关注本不自新时期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如关于缠足的起始,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进行探讨;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妇女史研究则兴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促使它发生的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后者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至1949年,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论述不下几十种至上百种。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是大多或明言或隐含反封建的意旨。其特点,一是因为处于开拓阶段,故多是对于历史上妇女面貌的描绘,研究性较为薄弱;二是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多强调妇女遭受压迫的一面。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与整个社会一样进入了政治化、“无性化”状态,从而导致妇女史研究发生了几十年的断裂。

新时期复兴的妇女史研究,也有学术与非学术两种起因。由于更重要的起因是史学本身的发展与变革,因而与西方和女权运动相伴产生及中国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变革和反封建而起的妇女史研究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特色,那就是,它基本属于学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它并非女权运动的武器,政治与斗争色彩较淡,与社会现实、妇女运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特色使得中国内地的妇女史似乎少了些锋芒和激烈,多了些理智与冷静。在笔者看来,这种特点既有其缺陷,也有其优长之处。缺陷在于:由于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它基本局限于史学界,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妇女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未能直接为现实中的妇女问题提供更多的借鉴参考,多少显得有些寂寞。而优长之处则在于:由于它保持了纯学术性质,所以对于历史的思考较为客观、冷静;起点较高,从一开始便超越了偏激的女性立场和与男性的对立,而试图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两性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要之,无论其优劣,这种特色并非由某人或某种力量的主观选择所决定,而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由之造成的学者的心态、思想等客观原因所决定的。

三、怎样做?———妇女史的研究与撰写。妇女史应该怎样做,其实不是问题,如同历史上妇女生活的多姿多彩一样,妇女史完全不必是一种样式,它的研究对象、角度、理论、方法都应该是多元的。笔者仅就有所感触的几点谈一些看法。

对传统史学的借鉴与超越。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可以说是脱胎于传统史学。妇女史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选题、史料、论证方法,还是研究者本身,基本都出自传统史学领域(此处所谓“传统”也包括盛行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属于另树一帜的异端另类。这也是妇女史在史学界虽然未获很高评价,但也始终未遭激烈拒斥的原因。因此,妇女史不可能割断脐带,必然要借鉴传统史学。虽然如此,如何借鉴,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探讨的问题。仅从肤浅层面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旧史学,不仅其丰富的史载不能摒弃,其实证主义的治学、论证方法,重史实、重证据、论从史出等观点,也是应该借鉴、继承的;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注重经济基础、注重阶级分析等等基本理论方法同样不可废弃。至于如何超越,是一个更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首先应该肯定,妇女史学科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以男性话语、男性权力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