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荒诞：美学向弱者的敞开(一)

浅谈荒诞：美学向弱者的敞开(一)

论文关键词]荒诞；不确定性；弱者；关怀

论文摘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孕育了荒诞这一美学主潮，荒诞是丑的极端表现，是人类心灵对所有现实倾向的接纳。荒诞使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彻底公开化、清晰化；荒诞的出现是对传统美学的反抗，是美学向弱者的敞开。荒诞原指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一个戏剧流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诞派戏剧顿时风靡。1961年，英国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诞派戏剧》一书问世，荒诞派戏剧的名称被固定了下来，并流传开来。但本文所说的荒诞，不局限于荒诞派戏剧，而是一个广义的、普遍深刻的美学范畴，它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绝大部分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是这一时代的美学主潮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范畴。

荒诞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文明的高度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如今，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为了创造一个生产性的物质世界而奋不顾身，理性主义统治着人的思维。人类始终依赖于寄居在事先预设的中心性、同一性、意义性的庇护之下，坚信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的本体化存在。基础、权威、统一构成了人们的信念基石。在后工业社会，物质财富迅速膨胀，自然似乎被驯服为某种“为我所用”的工具，人与人的矛盾日益突现，成为人类世界的主要矛盾，人于是致力于创造一个生活性的精神世界。理性主义传统在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面前丧失了它面对相对沉默的自然界时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威力，长久以来被遮蔽的世界的间断性、差异性、多样性急促地呈现于人们眼前。

人们惊讶地发现，理性主义年代所信奉的万物皆有根据、事事确定无疑、世界井井有条等等信念全部都是未存在过的虚妄的神话。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确定的和复杂的，就像生活本身也是复杂的一样。基于这一认识，“对于理性的限度与生存状态的非理性(即虚无)的意识，则是人类无可逃避的震撼与觉醒。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理性长期以来一直自我遮蔽着的局限性。人类意识到:只有当理性不仅能够认识自身，而且能够认识并充分关注非理性时，理性才能够获得新生，如果理性只能认识理性，那么总有一片盲区，最终被消解的就只能是理性自身;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传统的意义预设的虚妄。人类意识到:世界的真实性实际上不但在“意义”之中，而且在“意义”之外，在意义无法到达的地方，在随意性、偶然性所操纵的那些日常事实中。

两次世界大战所制造的荒原和废墟是荒诞产生的另一土壤。二战后，人们在硝烟的余味中长久地品尝战争的苦果，反思战争之于人类的消极意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瘫痪的经济状况固然令人不快，而战争阴影所反射出的世界的不圆满、不和谐、不宁静更使战后的一代几近崩溃。向善之本性促使人呼唤正义、和平、友爱，面对人的这一呼唤，世界毫不理会，依然无序，依然厮杀。战争和暴力轻而易举地抹平了一切价值。战争的灾难就像当头棒喝，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外部世界。一时间，除了焦躁、混乱、软弱无能，似乎找不到更恰切的对人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的描述语了。

所有这些，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活经验，它必然期待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美学评价态度的觉醒。这种美学评价态度应该既不同于传统美学中的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也有别于现代美学中的丑，那就是荒诞。

荒诞是丑的极端表现，把事物之间的矛盾性、不正常性、不合理性推向了极端。丑本来就是着眼于表现对立的、不和谐的事物，但荒诞认为丑的对立还是一般的，还不够极端。它站在更高的角度，把丑的对立推向了极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人妖颠倒，是非、善恶倒置，时空错位，一切因素都荒诞不经、混乱无序、盲目游走，令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世界不再有能力提供给疑虑重重的人以任何答案。也就是说，荒诞是一种对虚无的生命活动的虚无呈现。其根本特征为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意味着中心的消失、理性万能的消失和本体

论意义上的主体的消失。理性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万物都从深刻的本质意义退回到自在表象，事物的发展并不必然有环环相扣的前因和后果，世界既在理性之外，也在非理性之外。内在性意味着人类心灵对所有现实本身倾向的适应。既承认潜在的统一性、合理性，也承认潜在的不统一性、不合理性。一切既然都有可能，都无可理喻，无可表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取消一切界限，抹平一切差别，填平一切鸿沟，使世界的既在理性之外又在非理性之外这一根本内涵得以现身。西西弗执着地推动巨石，从未想过停歇，却也从不追问推的结果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结果和意义都是无法预知的。除了行动，其余都是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