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派浅论

元白诗派浅论

摘要：在唐诗发展史上，中唐具有比较独特的地位。中唐时期，流行着清淡、险怪、轻俗的诗风。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继承了盛唐清淡的诗风，并消化吸收，面目别具。韩孟诗派鉴于李杜两大巅峰之不可逾越，便另辟蹊径，大变诗风，独创险怪。与韩孟诗派相左的是元白诗派，其特征可用“元轻白俗”来概括。这两大诗派，主宰着中唐诗坛。元白诗派以白居易与元稹为代表，重写实，尚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

关键词：唐诗中唐元白诗派写实通俗

引言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强盛繁荣的唐朝无异于一颗明珠，灿若星辰，使其他王朝都黯然失色。在这种强盛与繁荣下，更是孕育了夺目耀眼的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使的主体与传统。唐朝的主要文学体裁—唐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由于唐朝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开放的思想体系，再加上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得唐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唐诗的繁荣。

唐诗的演进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诗歌。这一阶段的唐诗渐显新貌，新的诗体五言律师也随之成熟与完善。第二个阶段是以李白和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李杜将唐诗推向了巅峰。这个阶段的诗人逐渐学会了用一双清醒的眼睛去观照现实，他们的诗中充满了一种忧郁、一种深刻不安的心理。第三个阶段是以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引导主流的中唐诗歌。此时的诗歌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变化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体式，以及表现方式的成熟和定型，都在这个时期完成。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以杜牧和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这个阶段的诗人与前几个阶段的诗人相比，在政治上显得软弱、平庸，对晚唐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文

章太炎先生说：“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确实，中唐是一个转折的时代，变动的时代，也是多元化的时代。无论在文化史上，还是在诗歌史上，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前者主要表现为儒学中兴、思想转型，后者在表面上体现为名家辈出、诗派纷呈，而根源则在由言情为尚转变为求思写意。[1]

中唐的两大诗派—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虽然间隔时间不长，但两个诗派却各有特色。韩孟诗派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在艺术创造上，追求的是“笔补造化”。从“不平则鸣”到“笔补造化”，，韩孟诗派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诗歌创作理论。但元白诗派所走的却是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以白居易与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清人赵翼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他们的这种诗歌思潮主要是继承了杜甫的新乐府诗歌的特征：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白居易继承杜甫的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也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与通俗化倾向。于是，元白诗派诗人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诗歌，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2]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俗的根本特点是质朴、率真、切实，其内容是求实的，形式是纯朴的。白居易将平生所作诗歌分为“杂律诗”、“讽喻诗”、“感伤诗”和“闲适诗”四大类，他的讽喻诗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主要目的是补察时政。他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可见，他的诗歌不尚华彩，只求通俗，并不单是

为了博取百姓的青睐，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映人民的疾苦。诗人追求通俗的目的是高尚的，是为民而作的，而不是为通俗而通俗，这就体现出白诗“白俗”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

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从理论方面看，白居易继承儒家“比兴美刺”的诗论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美刺”中突出了“刺”，强调了诗歌批评政治社会的功能。从实践方面看，白居易作诗，不同于“韩孟诗派”的缒幽凿险、开径自行，而是有意识地追求“浅切”。诗人的讽喻诗，内容上多能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深入反映人民疾苦，大胆揭露政治黑暗；艺术表现上或直赋其事，或托物寄意，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对比鲜明，句式灵活，语言明白顺畅。

元稹也追求通俗。苏东坡说：“元轻白俗”，这里的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3]可见，元稹的轻、浓、艳，与白居易的浅、淡、清是迥然有别的。元稹的创作成就虽不及白居易，但他强调诗歌“讽兴当时之事”，“刺美见事”，在新乐府兴盛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古风”、“乐讽”、“古体”、“新体乐府”、“律诗”与“艳诗”六大类，而尤以他在任谏官时创作的“讽兴当时之事”的作品为重要，他的许多诗歌都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

元白诗派的另两位重要诗人张籍和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张籍的乐府诗有古题乐府，也有新题乐府，取材非常广泛，农民、樵夫、牧童、织女、船工、士兵都成了他表现的对象；而用语通俗凝炼，音律多变，并运用比兴、白描、对比、心理刻画等多种手法，指责时弊，同情民生，感情凝重。[4]张籍的近体，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王建与张籍的诗风相近，他的诗歌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与张籍相比，王建的写实之作则更为含蓄、更为隐曲一些。但在总体上，两人的风格相同，都以写实见长。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上到创作实践上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通俗，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有相同、相近之处，因而形成了共同的诗风—通俗。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

元、白诗歌的创作思想是深刻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中的，在创作实践上也表现出生活的原生态一面。他们的诗歌不管是描写人民疾苦，还是刻画权贵脸谱，不管是抚今追昔，还是即景生情，都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因而极具生活的原生态。其通俗的诗风集中表现出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

此外，元、白的诗歌之所以连老妪都能听懂，与他们锤炼字句有关。元、白的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这样，人民语言中生动活泼、富于生命力的成分便跳跃于诗人笔底，因而也给诗人通俗一格灌注了生气。

小结

元白诗派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士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元白诗派显示了中唐诗歌的大变，打破了当时诗坛停滞、窒息的状态，开创出一种新诗风、新诗体，大大地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其重写实、尚通俗成为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诗歌的通俗化成为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