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全面审视前人的哲学史家,由此保存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很多宝贵资料。但他为了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大量裁剪,故意“误读”甚至“曲解”。最终,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思想的新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走向。西方哲学不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而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余绪。

希腊早期哲学家的著作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差不多散失殆尽,后世对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了解主要是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一卷中的记述,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那些“残篇”成了不说是唯一、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史料,长期以来也一直被看作是可靠的记载:“亚里士多德是最丰富的来源。他曾经专心而彻底地研究过古代的哲学家们,并且特别在他的‘形而上学’开首,同样也在别处按照历史次序谈过这些人。但是作为第一个“按照历史次序”研究前人的哲学家,也就是第一个哲学史家,他的研究成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基石。

这块基石被后人从“人品说”和“背景说”两个角度提出质疑，但是“人品说”和“背景说”都是外在地解释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外在解释,而真正的内在原因,无疑是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并把这些理解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企图,为此他不惜曲解和误释所有与自己理论不合的理论。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既不是“福音传道者”,也不是“学说汇纂家”,他没有“忠实”记述前人的言论,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体系和目标。对亚里士多德曲解前人之举批评最有力的学者切尔尼斯也公正地把这一点归在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一个“试图建立完整和终极哲学的哲人”,而他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目标,把前面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当作基本材料,因而就很正常了,“对亚里士多德———正如对每个哲学家一样,前人的学说无非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进行改造的原料”。至少从其本来意图上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并不是要撰写一部哲学史,而是要通过自己对前人的归纳、修正和总结来进行自己的哲学论证,也就是“证实自己关于主要原因的解释”。但亚里士多德按照自己所设定的逻辑顺序把前人的思想强行整合进自己的体系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有意识按照哲学观念的发生过程来叙述此前的思想,因此就结果上看,《形而上学》第一卷无疑就是一部哲学史,尽管它比后来的一般“哲学史”更多了许多带有极为明显的个人目的和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形而上学》第一卷这种奇特性质,即,作者不是写的哲学史但事实上却写成了哲学史,或者说它即是静态的问题研究又是动态的思想史考察,让权威研究专家Ross也产生了矛盾:他在前引《形而上学》注疏中明确认为那不是哲学史,而在自己的翻译中,却特地把“从以前的哲学思考”译成了“从早期哲人的历史”,这里凭空添加的“历史”一词表明他又把《形而上学》第一卷看成了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最初的探索企图就是要抛弃人们对世界的神话学阐释,但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这对于他解释和思考希腊早期学说来说,显然带来了曲解的危险。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一个体系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哲学史家,他对前人的解释和论衡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些人在通向自己哲学的路上究竟走了多远,或者换句话说,前人的学说对自己的思想来说,究竟有多大用处。亚里士多德是“精神品质和判断力”堪称一流的思想家,时有卓越见解,头脑清晰,注重方法,明智稳健,小心谨慎,但他在评论前人时,为自己思想中如此精深的造诣所蒙蔽,结果“失去了常识性的见解,甚至失去了提供证据的正确方法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最严重的过错,似乎并非是事实上的误解,而是在其兴趣以及严格选择的平衡上所出现的曲解”。格思里的批评其实仍不无辩护的含意,不过却指出了所有哲学史与生俱来而不可摆脱的毛病。正如前引切尔尼斯所谓“对亚里士多德———正如对每个哲学家一样,前人的学说无非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进行改造的原料”所表明的那样,哲学史的本质不仅在于理解哲学,也在于通过对前人哲学的改造来建立自己的哲学,而这种“改造”当然就可能是对他人的误解和

曲解。

与一般哲学史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史当然也是对前人的误解,但与一般哲学史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曲解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评述成为了一种哲学运思的方式:哲学似乎更需要“批评”而非“同情的理解”———这是当时希腊民主社会精神气质的“精华”,也是受到内在“逻辑的冲击”的结果。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进一步把这种思想模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样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多还是对一个极不确定传统的猜测,现在已变成了历史事实”。后世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各种思想表现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就打上了他本人大师人格的烙印”。总而言之,后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据说”和“生造”当成了“真实”,“以讹传讹”流传了几千年,堵塞了其他可能通向原初思想的途径,使得早期希腊思想的本真样态一直掩埋在晦暗不明之中,让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漂浮在无根的状态中———这虽然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的责任,后世学者更难逃干系,但亚里士多德之为始作俑者,却始终未能为现代人充分认识到,反而把责任归在不相干的人头上了。亚里士多德把知识的追求建立在自觉的方法论之上,从而把思想提高到真正意义的哲学水平之上,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革命。连同他的形而上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建设,后世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已经被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来了。细致精巧地解释或解答这些问题,并通过不断的转换而把这些原初问题更深入地向前推进,乃是这些问题本身所引出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史上的第一人,也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具有逻辑发展观念并用这种观念来看待思想进程而由此写出第一部哲学史的人。因此怀特海关于西方思想的结论似乎需要更恰当的修订,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与其说是柏拉图的脚注,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