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城市规划理论进展

【转载】从雅各布斯到紧凑城市：近五十年城市规划理论进展

2014-05-08艾侠城市设计

摘要：文本选择了近五十年来有关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12本经典译著进行回顾。从1961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七十年代的《城市设计》、八十年代的《拼贴城市》、九十年代关于历史街区的理论，到近年研究亚太城市和高密度紧凑城市的相关理论，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中探寻人类理解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城市的思想变迁脉络，以期对当下各类城市实践提供参鉴。

关键词：规划理论、城市设计、历史街区、紧凑城市

城市是一个如此迷人的话题，之所以把时间倒退到五十年前而不是更久远的年代，是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1961年，两部对规划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巨著正式出版：《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它们从各自的角度颠覆了二战之前的经典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理论。提出了更人文、更富有包容性的规划主张，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两位作者其实都不是城市规划师。

《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1961）是学术界第一次通过多维视角，系统地阐述城市起源和发展的专著。作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是一位杰出的技术哲学家，他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土地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而且是一个更高文明层级的社会空间。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去研究它，那是远远不够的。芒福德强调城市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应是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因而把类似于后来城市功能之一的“贮存生命的容器”上溯到人类还未出现的史前时代。他没有将各种典型的重大事件和原因影响之类的直接点出，而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来述说文明与城市起源发展的关系，同时又不显得生硬，可见功力深厚，以及内心坚定的信念。虽然本书名曰“城市发展史”，但其论述对象多是西方城市，上古有北非和西亚，中世纪在欧洲，近现代又侧重美洲，东方城市特别是中国很少提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可能出于芒福德从来都是坚持亲身经历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他因没有到过中国，无法描述东方城市文明。然而有趣的是：芒福德在书中引用的最后一幅插图竟是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并附注说“只有极少数几个城市具有这张中国画所显示的城市品质；多样的景观、多样的职业、多样的文化活动……当人物、景观、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景象出现时，岂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城市发展史》是一本带有学院痕迹、意义悠远的经典论著，那么相比之下，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地引发轰动，它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城市规划类图书。它被规划与建筑学界反复推崇，甚至很多规划师都承认自己是受到作者雅各布斯的触动才步入规划行业的。

其实《美国大城市生与死》是一本开本很小、也不太厚的“小册子”，全书不到20万字，几乎一个晚上就能读完。此书刚出版时，美国主流规划界的认定它“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因为它对二战之后流行的现代主义规划范式进行了严厉的质疑，并几乎批判了包括芒福德和霍华德在内的所有“规划精英”们，显然，这是新闻媒体出身的雅各布斯所具备的独特的勇气和魅力。作为戏剧性的回应，1962年，芒福德在《纽约人》上以“雅各布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发表了一篇颇为恼火的评论进行回击。

《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的核心价值在于论述城市多样化的条件：雅各布斯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以流畅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重发挥功能的方

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变得安全或不安全？街区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本书提出的独到见解是：人口应该高密集聚集，因为密度意味着安全；城市不应该分区，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的地点附近居住；人行道一定要足够宽敞，让孩子自由玩耍在其中；街道必须短小，让行人每每产生转弯的新鲜感。这一系列主张，无不痛击当年几近教条的美国城市化（事实上中国今日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论述中，雅各布斯喜欢巧妙地将人与人的活动及活动场所交织起来，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

当然，这本著作之所以流芳至今，显然不仅仅在于它的批判性，实际上，《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的建设性提议比它的批判价值更为深远。书中提出的四项“补救措施”：1，保留旧城区的老建筑，将其改造为中小企业的工作场所；2，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由此促发从复杂的需求；3，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4，减小街区的尺度，促进更多居民的相互认识和接触。这些建议无不反映出作者对城市的热爱以及精准的观察力。作为这本书影响的一个验证，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各种类型的强调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逐渐成为美国城市旧城更新的主要形式。

十多年后，埃德蒙·培根（Edmund N.Bacon）为我们带来了颇有实践价值的《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1976）。相对于芒福德和雅各布斯而言，培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从1949到1970的三十年中，培根先生扎根于美国费城的规划实践，先后担任费城住宅建设协会总经理和费城规划委员会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费城以从事一个持续的修复改建计划而举世闻名。作为规划实践和思考的总结，《城市设计》以出色的图文综合能力，将历史实例与现代城市规划原理联系起来，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伟大城市形态的基础性的设计力和所应注意的问题。显然，这本书在规划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同时运动诸系统”理论，它与培根的导师、美国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教授（Eliel Saarinen）的“体型环境设计”理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一种介于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思考范畴。培根和他的研究团队考察了伦敦、罗马和纽约的城市运动系统，提出“当面临制定一个城市大范围开发设计的问题时，明智的办法是一开始就细致地研究基本的运动格局，以便在一个相当有节制的规模上开始建立建设性的，有目的的运动系统……每个系统的正确设计必须联系运动的速度和周围环境的一般性质，快速路系统要求自由流畅的形式和曲线以及间隔宽阔的网络划分；步行运动系统还要求情趣变化和急剧变换的印象，这可以通过频繁使用焦点和标志性的目标加以实现……”。简单说来，“同时运动诸系统”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城市功能层面把空间和运动结合起来，包括步行和车行、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在于将更多的现代视觉艺术理论注入城市空间的研究范畴，研究空间变化、色彩和透视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动态地提升了城市设计和建筑空间艺术理念。

尽管培根在《城市设计》一书中明确呼唤建筑空间对城市的价值，而真正确立建筑学在规划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则来自另一本由意大利建筑师撰写的巨著——《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1982）。这似乎是最受建筑师和设计师欢迎的一部城市论著，作者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是国际著名的建筑师（1990年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也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意大利建筑理论家。罗西的研究致力于将建筑与城市紧紧联系，将建筑类型学纳入城市规划的研究范畴，提倡在设计中回归对“原形”的思考。

除了类型学的思维，罗西的《城市建筑学》的贡献还在于揭示了城市建筑与人类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历史的自然更迭中，曾经存在过的城市未彻底消亡，而是通过场所，类型，纪念物等不易察觉的转换方式，将城市的记忆集体延续下去。他和一些同时期的学者观察到：一座城市中最容易改变的是“功能”，其次是建筑，再次是土地划分，最后是街道。即便一切的一切都变了，街道的形状和走向则是不大容易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