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哲学观

苏轼的人生哲学观

苏轼的人生哲学观

苏轼的人生哲学观

在中国文学史上球星闪耀的苍穹中，苏轼不能不算是一颗耀眼的巨星。他的降生，曾一度使蜀地的山川秀水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是蜀地的丰草沃土孕育了他博大的文人气质，也造就了他的伟大。苏轼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山色空蒙雨亦奇”，“春江水暖鸭先知”透露了渺焉入无形的“物之妙”。苏轼的词，开创了一代豪放派新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费。（1）“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十年生死》）开创了悼亡词之首创。

苏轼虽才学满天下，仕途却非常坎坷，多次遭贬折。在他的诗词中，也常常流露出人生不得意的抑郁之情，甚至于“欲乘风归去”，然而多数情况下他的抑郁之情都是短暂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他一生坎坷，却始终能保持那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种豁然，这种旷达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到达的境界。所以苏轼那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一直为后世文人所敬仰。

素食知识渊博，思想豁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气氛中如鱼得水。苏轼不仅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他们本来都是相同的。他曾说过：“庄子盖住孔子者”，庄子对孔子的态度是“阴挤而阳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2）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思想时速是人生哲学观的基础。

苏轼其人，不仅后来的士大夫问人喜欢他，而且当今的人们也喜欢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其作为典范的魅力，每每激发和启迪我们从而去激发传统文化社会中的辩证运动。不仅如此，通过苏是人生哲学的研究，我们还可以领悟到，在出仕与隐退，理想与现实，宇宙与人生的矛盾中，一个诗人的灵魂是怎样挣扎，解脱，回旋和升腾的。

一.出仕与隐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入仕后奋力有用世之态.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朝政且勇于进言.长时间在宦海沉浮,反复面临人生抉择.尤其是感到失落以及政治上受挫,遭遇贬谪时,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他的'主心骨'.在与王安石同朝而仕中,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挤和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正事.他先后在杭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灭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越。甚至在贬到惠州时，他还捐助修桥两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按照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处在被疏或自疏的境地，必将坚守独善之道了，但苏轼那种“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却是从小就扎根在心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总是促使他不自觉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即使是“处江湖之远”他也不单单是只忧其民，而总是找机会为国家出谋献策。他44岁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在离开黄州而往汝州途中，他会晤了王安石，因为他看到当时大兵大狱连年不解，恐怕重到汉唐灭亡的覆辙，请求王安石向皇帝出言相救。王安石却本着“在朝则言，在野则不言”的侍君之道，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苏轼这时说道：“上所事君者非常礼，公所事上者，又岂可以常礼呢？”王安时闻言大呼：“安石须说”（3）。不难看出，苏轼在艰难困顿中不忘国事，并不是象许多失意文人仅仅流露于慨叹身世的辞赋中，而是在捕捉可能的机会，为国家和民众做一点切实的事情，哪怕是间接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批判，也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思想的批判。他毫不畏惧权贵，勇于进言，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从而证明，其灌之始终的人生之道，正是自强不息的儒家弘毅之士的精神。

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

一溪云”。仕途的曲折和险恶，“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翻”，隐退的内在要求格外强烈，而朝廷一旦“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铁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仕之间徘徊。

苏轼常言：“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则放”。静就意味着审物静思。达似放而非放，其精髓在于顺应自然，莫强求，莫胶滞，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苏轼之谏神宗，所谓“镇之以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正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治的观念。一言蔽之，审物静思，顺应自然是他的思维模式。或穷或达，事无大小，他都以这种方式去推理。（4）

苏轼虽然谨守儒家教义，但其思想意识的归依，还在于释道。从苏轼立身处世的实践就不难发现，他的人生毕竟是积极的、乐观的。这种旷达乐观，其立身处世的心理准则，还是体现着儒家的精神。那么，释、道的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在何处呢？熙宁中，他不能见容于新党，几遭诬陷，于是自请外放；元佑中，又不能见容于旧党，结果依旧是自请外放。两次都是自己要求的，可见他并非不识时务。元丰年初，被贬黄州时，其身份是”罪废“，政治上的失意引起生活上的急剧下降。家眷到来，“债负山积”（《与张淳书》），直此之际，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从此胸中都无一事”。显而易见这仍旧是“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的态度。（5）这种无为而为，顺应自然的态度，自然容易使人们把他看作是道家精神统摄的人物。

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苏轼作品中往往流露出虚无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情绪。政治上的分裂和冲突，使他只能用禅宗的般若空观淡化和消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表达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情绪。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虽声称“知陶者，苏轼也”。但他还是不会学陶渊明去做一位采菊东篱下的隐士。在苏轼的诗中，人生如梦的主题常伴随着深沉的慨叹，并不轻松达观，尽管看破红尘，却难舍红尘。“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疏落泪斜横”（《天竺寺》）。苏轼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吸收佛理，所谓“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正是因为苏轼始终未脱根尘，才使他的诗在旷达诙谐之外，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别具一番咏叹的情调。

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行》）抱怨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对这种为名利而忙碌奔走生活的不满。他的漂泊感，沦落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南两度被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事千迭”。词句中饱含着曲折和难言的苦衷。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宋神宗九年苏轼在密州所作。当时他政治上处于不得意，和胞弟又是七年没有团聚，心情抑郁，可想而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舞弄清影”虽然写了月，写了酒，写了舞，却没有丝毫的欢乐和半点的自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在词中寄托的是尚未确定的矛盾状态——既不敢信心百倍地上，又不肯死心塌地的下；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一会儿理想，一会儿现实。借中秋明月抒发出来的矛盾精神，借骨肉离情体现出来全缺观念。全是理想境界的现象，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可贵的是在抒情起伏过程中，诗人始终能以高贵旺盛的乐观主义来对待残缺的现实，并坚持完美的理想。（6）一轮灿烂的明月，从篇始照到篇末，从现实照到理想世界。作者虽又有犹豫，并无悲哀；虽有怨恨，并无颓唐；虽没有良宵佳节的欢乐，但对未来生活也没有失掉信心。

在苏轼所处的年代，朝廷党争争斗不休，再加上国力贫弱，国策保守，决定了苏轼“道大难容，才高见嫉”的命运。对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追求富贵利禄本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在苏轼看来，荣枯如电与风一般过眼即逝，富贵只是一种哲学现象，没有必要留恋。《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而不醉，陶然有余欢”。苏轼虽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但却能安时处顺，乐观旷达。经过乌台诗案，黄州生涯，苏轼更加深感人生的虚幻性。“人生如梦”只不过是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也是对待富贵荣华的“醒汤药”。绍圣元年，苏轼贬谪岭南，禅宗思想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是他随缘自适得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他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建中靖元，苏轼遇赦北归，他以平静的心情来对待人生的又一次戏剧性转机。“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