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深处的低吟——建安七子与魏晋风骨

生命深处的低吟

——建安七子与魏晋风骨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用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它是汉族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也是我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即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所见《广陵散》谱重要者有三，以《神奇秘谱》的《广陵散》为最早，也较为完整，是现在经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全曲贯注一种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纷披灿烂，戈矛纵横”。《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这就是历史的吟唱，历史的绝唱，有无畏的风骨，有对生命最深沉的热爱。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普适性的真理：史家不幸诗家兴。也就是说分裂的历史时期，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往往空前繁荣。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也就是公元220年到公元420年，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混乱时期，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文学上史称“建安风骨”，建安诗歌通常是指汉末建安元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约196—232）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代表人物有三曹与建安七子。国家的

动乱分裂激起了一代士人统一天下的壮志豪情，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又引发了诗人们死生无常的喟叹和对个体生命的依恋，这样就形成了以慷慨悲凉为其情感基调的“建安风骨”。“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蔡琰是建安时期著名的女诗人，她的代表作是具有自传性质的五言《悲愤诗》。《悲愤诗》是建安时期最长的一篇文人五言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

正始之音是正始时期（三国时期曹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年—249年四月）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以何晏、王弼为首。正始之音使中国文学从建安文学转向魏晋风骨，成为魏晋风骨的重要组成部分。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三国魏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的合称。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因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王戎、山涛等则先后在司马氏统治集团历任高官。

历代语言学家赠给那个时代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的确，那是一阵怪异的风。曾经的英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序的，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当时的名士都是刀下冤鬼和醉酒服药的形象，例如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跨越千年的一流诗人，被杀；范晔，写成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活着的人们怎么办？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一批从惊吓中惊醒了，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以阮籍为例，他在《大人先生传》：“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同生、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旅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他轻慢礼教，醉倒酒坊；痛哭兵家女。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的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而又哭的淋漓尽致。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善弹琴，喜打铁；人生中的两封绝交书足可见其是性情中人；在被行刑前，命学生把琴取来了，他对着三千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了。《广陵散》于今绝矣”弹毕，从容赴死。这是公元262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魏晋是一个美的自觉的时代，文人中兴起了一股崇尚自然、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它是以放浪形骸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魏晋风度”。任性不羁：饮酒、服药、钟情艺术……超越名教：非汤武而薄周孔。超越世俗：视功名利禄如粪土。时下流传着一句话：“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社会持续动荡、国家长期分裂、政治高压血腥、世族门阀制度，因而名士的思想汇集了老庄、道教、佛教、儒学。因此，魏晋风骨也促进思想解放，破儒家之一尊；促进自由学说，个体人格的尊重，对个性的崇尚；促进艺术、学术的繁荣，书法、音乐、绘画、诗歌、哲学、科学均有所进步。

看似荒唐的人生，实则是对生命最深沉的爱。关于阮籍；关于向秀；关于山涛；关于子孙都是绝响了。绝响之后呢？

那些人们离我们远去，但那些绝响却时时萦绕在我们耳边。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中傲然屹立。

但当人类文化繁衍之后，那些开拓者的精神却已不在，阮籍、嵇康他们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