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心理学分析

知识分子渴望求知、渴望了解意识形态（文化）的奥义，在其中获得对自己的认同（但自我既被接受，又被憎恶）于是他们要在文化中（也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无休止地寻找不正义、不公平的现象和原因将潜在自憎投射出去（对不公平的强烈不满往往来源于童年时的自卑和在社会群体性中寻找自我同一感的挫败），由于没有内在自我，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渴望学习知识寻找自己文化的、民族的同一性，但这种学习反过来又加剧了他们自我同一性的混乱，知识分子既渴望被文化接纳，又憎恶现存的文化，挣扎在自我和文化的自我同一性冲突中，知识分子总是希望否定别人的意识形态，在无休止地对别人意识形态地否定中（既体现自己知识更丰富，又是内心潜在地渴望反叛、挣脱文化枷锁获得自我这一矛盾追求的歪曲表达）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来源于羞耻感，其与比较有关（见我专门谈民族主义那篇文章）近现代社会为人类提供了大量教育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相互比较的机会，造就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使他们的思想远远高出于普通大众（至少他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对自己和对国家民族的抱负心极大，自认为为国家和民族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但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窘迫，其中大多数人无法真正进入上层社会，他们由于经济窘迫、在“上流人”心目深处有限的社会地位、远离传统农村社会同共体而被多重边缘化（一些影响力大的知识分子因为反对当局而前往国外，更进一步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化、缺乏归属感、生命失根），这即使他们自大又是他们自卑。

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与对压抑或压迫感的愤懑是一种交互建构而成的孪生组织，当然你依旧可以、甚或需要关注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外讨要的这些自由可以包揽解决关于内心自由感的一切问题，向内的批判与向外的批判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彼此却无法越俎代庖地包办解决对方的困境。

更多出现的情况倒是，当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放松时，关于压迫的学术观点和新闻报道反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似乎随着现代社会对思想、学术、媒体更各个领域的不断开放，不自由的程度反而在越来越多听得到的抱怨声中不断加深，令人处处感到生活于压迫之中，而这个世界上活化石般存在着的一些以我们的标准看来极不自由、依旧在封闭状态下的偏远“失声”社会，普通民众却既听不到、甚至也道不出我们渴望自由的思想逻辑（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和话语系统里）。

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万民为己任，张口国家、闭口人民，却甚至不能给身边最亲近的人带来快乐，更遑论给更多的他人带来幸福，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给家人的印象是终日抱怨别人，当因为自己救世主般的神圣责任给家人带来不满时，他们倒是不屑于为这种“琐事”来操心，除非在面对亲人忍无可忍的指责时，才口吐莲花地拨冗反击，为自己开脱，似乎错误的永远是别人，而自己则不为“别人”的众多“原罪”承担责任。

他们的生活，与其说是更周围受其影响的人带来快乐，不如说是给人的心灵带来给多的不满和痛苦，其中影响较大“成功”者甚至于对社会走向极端暴力化、令陌生人变为你死我活的互屠仇敌居功不菲。

很多著名的革命家的家庭生活都充满矛盾，甚至于数度离婚，即使没有明确地扯断家庭关系，其妻子子女对之的不满倒也显得不输于他对“万恶政府”的不满，纵然他们所渴望的在人间建立建立全新社会的目标“有幸”实现，其结果却往往是南辕北辙，而为之付出的尸山血海的代价甚至将他们自己也卷入这台绞肉机中。

“生命是最宝贵的”并没有错，但往往被错误得用来简单地反推出两个各执一端的极端观点：一、牺牲自己生命的行为就是最高尚的行为（之一）；
二、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

极左、极右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社会，而是让人类社会服从他们的意志，或者说，按照他们的意志塑造人类社会。

某些西方体制里的学院教授，那些充分利用了西方的言论自由保障、毫无生命人身危险地的学者，那些龟缩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一边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民主宪政，一边洋洋得意于自己受聘该体制并获得一个终身教职席位的伪君子（如同魏玛民国时期那些领着民国政府工资，
享受着民主制度对其保护的学者教授，一方面却激烈地攻击自由和本文其他部分合着写。

）。

假如说批判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天职的话，那么当自由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对其进行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的自卑不仅仅是个人在与周边人相比较过程中产生的痛苦，自卑与个人所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的大小、被鼓动的关于公平正义等观念存在密切的互动，在一个能知道存在其他模式的社会（更富裕、更强大、更自由等）却又在自己的共同体无法实现的环境下，接受过其他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出生可能在家乡并不贫穷卑下（贵族的小妾生的孩子又是另一个问题，如本拉登都是妾所生）就会产生新的文化性自卑感。

（随着西方社会影响的越来越渗入，原先那些第一批引起西方意识形态却又不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让位于更为激进的（来自农村或偏远小地方的、贫困的或相对社会地位更低的知识分子，如斯大林）这些人往往具有多重的自卑感，叛逆、斗争的欲望也更强。

自卑情结在现代社会普遍发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社会都觉得别人的社会比自己更好，随着信息的发达和形成产业化，对社会和政府的负面报道也越多，人无法将人类社会以传统的方式使之同一化为一个整体，面对分离使人的文化性自卑（对自己民族自卑、对自己国家自卑、对自己文化的自卑）得到了广阔深重的发展土壤（这种自卑在反向作用下又导致文化性彼此仇恨和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中寻找补偿性的自大）另外，在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或是在殖民地、对少数派或当地文化和人士的蔑视、偏见、无视、敌视，让处于少数派或被统治地位的教派、民族感到文化性自卑，文化也给人带来了很多同一性和亚同一性困境，同一性困境如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焦虑、又如“男性”和“女性”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焦虑（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所‘应该’表现出的行为和观念的强制性与自身不同体验的冲突），亚同一性困境如民族身份焦虑或自卑、国家身份的焦虑或自卑、文化身份的焦虑或自卑、种族身份的焦虑或自卑，这些由意识形态的“分裂性统一”导致的焦虑、自卑与潜在的自憎、价值性焦虑相互结合，相互刺激，无法接受的身份认同导致文化性的人格分裂，对自己的憎恨被投射给外在的牺牲品——如希特勒对犹太人憎恨、当代恐怖主义者对“美国人”的憎恨。

同一性焦虑与亚同一性焦虑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倒经常在互动中成为无法实际分割的整体，且亚同一性焦虑可以细分出更深层次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