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的特点

关于宗族的属性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者倾心关注，政治家亦有论述，笔者也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讨。

这里不拟像写作规范性论文那样，而是综合前贤时彦和个人的研究，概要地表述个人的见解。

拟从五个方面来认识中国的宗族，这大约也是中国宗族的特点。

从贵族组织到平民组织，很长时间内具有等级性
宗族作为社会组织，商周时代，宗族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宗族是各级贵族的团体，由王族、卿大夫士族组成，平民应当有宗族，但微乎其微，其时是贵族宗族时代，也是典型的宗族制时代。

秦汉是典型宗族向中世宗族转型期，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皇族之外，最主要的是士族，它是官员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掌控朝政，引领文化生活、消费生活潮流，其时寒门宗族较古典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壮大。

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达和科举制的实行，宗族制再次转型，宋代以降，官员宗族、缙绅宗族、平民宗族依次演进，到了明清时期，绅衿、平民宗族成为宗族的主体。

从这种演变过程可以产生三点认识: 其一，宗族具有等级身份性质。

宗族具有身份性，由皇族( 王族) 、各级贵族、官僚、缙绅、平民等不同社会身份所构成。

这种身份性在先秦时代最明显，宋代以后大为减弱，但是在祭祖仪式的规格上，贵族、不同品级官员、生员、平民有法制性的差异，实际上还是等级区别。

其二，缙绅、平民宗族逐渐成为宗族主体。

在中国古代，皇族( 王族) 始终存在，政治地位未变，但平民宗族发展壮大，世族、士族消失了，无世袭特权的官僚无暇长期经营宗族，退职的缙绅和有功名的读书人( 绅衿) 需要、也有力有暇组织宗族及开展活动，于是在各个等级的宗族中，绅衿、平民宗族成为宗族的主体和最活跃成分。

其三，宗族经历大众化过程，拥有最广大的成员。

当宗族是贵族、士族组织时成员相对较少，宋代以后，先秦的大宗法为小宗法所取代，小宗可以立嗣，可以祭祀始祖，于是宗族民间化和大众化同步进行和实现，在绅衿、平民宗族大发展的同时，宗族扩大其成员的组成范围，不限于五服宗亲，只要是一个始祖、始迁祖
的后裔，均是宗族的当然成员，这样一来，平民百姓可以参加宗族活动，成为宗族的一个分子，成为有组织的人，与同宗血亲有了宗族的社会组织关系。

宗族民众性，将广大民众组织在它的团体之内，成为民间最具广泛性的团体。

要之，传统社会晚期的宗族，是绅衿、平民的组织，是广大民众的组织。

宗族始终是合法组织，极短时间内有波折
宗族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生来就是合法的。

它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初期是贵族组织，中世演变过程中的士族以及其后的官僚宗族、绅衿宗族，是有特权者的团体，当然是合法群体。

至于平民宗族，由政府允许的祭祖权、实际认可的祭祀始祖权，可知它是政府承认的合法民间组织。

再从政府的政策来看，宗族不只是合法的，它在宗法观念主导下的活动更受到鼓励，历代政府实行以孝治天下政策，诸如举孝廉、旌表义门和孝子顺孙，这是在承认宗族合法性前提下实行的政策。

政策的施行在客观上促进了宗族的凝聚力。

政府在法律方面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实行连坐法、宗亲法，也以现实中存在着宗族为前提，而这种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正是宋儒要求扩大民间祭祖权的一种根据。

宗族不仅是合法组织，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历时最久的合法组织，因为其他的合法团体，如佛教、道教比之晚出千年以上，行会、会馆历史之短，更无法与它相比。

宗族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也遇到不合法的麻烦，那是在20 世纪后半叶的三四十年间被视为非法，宗族公产被没收，管理人被作为地主分子或坏分子处理。

宗族内教忠教孝的伦理观念，附属于主流意识
宋代以降的宗族往往宣称其宗旨是“尊祖敬宗收族”，或为“尊祖敬宗睦族”，尊祖，强调“一本观”，以祖宗为团聚宗族的旗帜。

尊祖，讲求孝道，孝顺父母、祖父母，同时睦族，若对族人如同路人，不予关爱，一本之祖会伤心难过，即为不孝，所以宗族观念的核心是孝亲睦族。

孝道，最简单的内涵是孝养长上，做到生养死葬，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低层次的要求，它的高层次境界是光宗耀祖，是子孙能够出人头地，有钱，在地方上有名声还不够，为官作宦，得到皇上赐予的荣誉，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光大门庭。

出仕，服务于皇家，得到表彰，是忠臣，做到移孝作忠。

孝的内涵本来就有忠的要求，所以忠与孝是一致的，于是从家族讲，要移孝作忠，从国家讲，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并要臣下移忠作孝，因此宗族讲孝道，包
涵了忠与孝的双重内容。

总之，宗族以孝道为伦常，包涵了孝亲、忠君、睦族的丰富内容。

宗族为族人能够实现孝道，制订祖训、宗规、族约，讲的就是忠孝睦族，以及夫妻、友朋、御下的做人道理，宗族还通过祭祖的或朔望的聚会，宣讲帝王圣谕、法律和圣贤遗训、祖训，灌输孝道的纲常伦理。

忠孝伦理，是皇家道德观念，宗族接受，照搬过来。

但是在实践上，如同“孝”的多层次一样，宗族及其族人是难于全面做到的。

忠、孝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有忠孝不能双全的对立，是尽孝还是尽忠，是先尽孝后尽忠，还是先尽忠后尽孝，从观念到实践，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

在历史长河中，长时间内是先家后国，宋代以后，先国后家的观念开始占上风地位，不过这只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而很难是实践方面的。

人们首先顾及的是家庭的利益、宗族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正因此，孙中山提出改造宗族、建设国族的主张。

产生于血缘群体的宗族，尊祖敬宗睦族，是小团体意识，虽然有讲求尽忠为国的因素，但是难以实践的。

宗族的自治性与某种社会中介作用
历朝皇帝宣称爱民如子，实际并不真正关心民间痛痒，如顾炎武在《华阴王氏宗祠记》所云:“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

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

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

”国家不做“厚生正德”的事情，对百姓如何谋生、如何改善生活不闻不问，只知道向百姓征收赋役。

百姓的事情只好自行调理，人主还要说对百姓进行教化，百姓怎么能够听从官员的说教。

而宗族成员在一起，可以相亲相爱，互助谋生。

因此宗祠可以教育其子姓，所以说“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

教化是一种权力，是宗族的自我管理权，其内容包括内部管理、参与社区事务及奉命参与国家事务三大方面。

( 1) 宗族管理内部事务，主要内容是: 登记族人户口，将族人按房系编制起来，以此作为内部管理的基础，以便开展活动，如作为祭祀祖先、编修族谱、发放救济的依据；组织祭祖活动，为凝聚族人的手段；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行家法；管理宗族公产和发放救济；组织族谱编修，最能反映它的凝聚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调解族人间纠纷；管理宗族聚居村落的公共事务，进行村落建设，如修建族人公共活动场所祠堂、寺庙、文昌阁以及生产、生活性的公
用道路、水源与水利设施，负责社会治安防卫事务。

( 2) 宗族对外部事务的管理与协调是: 各宗族共同管理社区寺庙道观；联保维护社区治安；调解宗族间冲突；组织民俗节日活动。

( 3)政府允许宗族参与的官府事务: 司法上的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职官制度中一些内容的实行，需要宗族协助，如官员丁忧、起复、更名复姓、荫袭、封赠，都需要有族人甘结，或族谱验证；比较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如立嗣案件，县官常常交由宗族解决；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如寡妇对于故夫遗产出卖、转让，必须通过宗族得到族人认可才能实现；保护宗族公产，如族人伙同他人盗卖、盗买祀田、义田，处以加重刑罚，或流放或枷号示众。

历朝政府没有自治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明确宣布给予宗族自治权。

不过宗族在内部的自理权和社区事务参与权，就同后世所说的“自治”发生联系。

特别是在政府多项政策及实施中，宗族参与执行，令它走出内部关系范畴，在官民之间进行活动，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

“自治”是近代外来词汇，具体到自治团体讲，是指民间自行组建的团体，民主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得到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甚至可以像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辞源》“自治”条所说，是“受国家之委任，自己处理本团体内之事务”。

这样的团体是政府和社会的中介物。

传统社会宗族的自我管理，在政府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进行，受着政府的严格控制。

而且在其内部实行宗法性族长制，民主成分远不充分。

总体讲自治程度较低，与近代自治概念差距甚大。

然而也不应当忽视其具有的自治成分，故而用“自治性”概念来表述这种状态。

宗族社会属性分析及历史地位
给事物定性，以明了其特点，是必要的，然而属性确定，往往让人产生绝对化的认识，常常只看到事物的主要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并不能够真正全面把握事物。

( 1) 专制主义基础与族权是封建“四权”之一说辨析
在中国古代，宗族是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

从各个时期宗族的政治作用来看，宗族产生以来的几千年间，可以区分为4 个阶段。

宗族出现初期的殷周时期的贵族制，就成为政权的支柱，其时君统、宗统合一，周天子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族首领。

经历秦汉的转型，魏晋至隋唐世族、士族制的第二个时期，君统、宗统虽然分离，国君仍依靠士族进行政治治理。

宋元明清第三个时期的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在皇权允许下，从事民间“自
治”，成为皇权的附庸。

20 世纪以来，宗族走到它的第四个时代，逐渐克服其宗法性，向近代民主团体方向演变，以至变异性地产生同姓俱乐部式的宗亲会。

在前三个阶段，宗族依附于政权，是政权基础，所以五四时期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文中认为宗族是中国专制主义根据。

古代宗族依附于政权，它的族长管理制( 习俗) ，被后世定性为封建族权，成为封建“四权”之一。

但是应当注意到族权有二重性，它固然有宗法性，又有民众性和自治性、中介性。

二重性对政权讲，宋代以降的宗族民间自我管理，以求生存，它代表成员利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反映成员意愿。

如同顾炎武所说，官府对百姓不能教养，而宗族“自教养”，所以宗族具有依附于政权及为成员谋利益的双重性，它不可能完全与政权一致，它与政府有不协调一面，不宜忽视，一味强调它的附属性，就容易抹杀它的自治性和中介性。

族权二重性，对宗族内部讲，族长有其宗法性统治一面，但作为社会组织的管理，协调、维护全体利益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特别是到了传统社会后期，宗族实行小宗法制，有公共性质，族长多系族人遴选产生，若其犯有重大过失，族人可以黜退他，重新遴选族长，因此在宗族管理中有着某种民主因素。

在这里笔者需要饶舌的是: 民间组织的宗族，反映民众诉求，关注民众生活，它的宗法性说教是一回事，生活实践本身是另一回事，应当看到这种不同。

( 2) 宗族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视角
宗族制度多方面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影响民间社会生活，打上它的烙印。

最主要的是历朝政府实行“以孝治天下”政策，在官制、教育、法律、伦理多种领域中落实，令宗族发挥其作用，希望以此达到政权的稳定。

宗族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其一，国家的君主制和宗族的族长制性质是相同的，可以说，从上到下，家长制一以贯之。

其二，在很长时期内，国家、宗族的宗法等级性是一致的，社会等级构成是皇帝—贵族—官僚—士人( 有功名的读书人) —平民—贱民；宗族的结构式是皇族—贵族宗族—缙绅宗族—平民宗族。

其三，宗族社会性与社会性质同步演进: 古代君主制社会演变为近现代转型期社会；宗族则由祠堂族长制宗族演变为近代族会暨议长制，进而演化为宗亲会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

宗族的宗法观念，深深影响着后世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小团体观念和家长意识、宗派意识流行，讲究血缘、朋友关系，重情轻法，令人难于产生个人主
体意识，而有依赖思想，不利社会的前进，需要彻底清除。

基于这种认知，笔者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从研讨宗族史入手。

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不会，也不可能排斥其他研究法。

( 3) 发扬宗族自治性精神
宗族的“自治”，虽然没有成为近代概念的自治团体，但其自治性，已经为民国时期学者所认识。

陈独秀在1919 年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文中写道: “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讲到地方自治的社会基础，以他的家乡广东新会民间自治的传统为例: “上祠堂”的“耆老会”是乡治组织，除了交纳钱粮是地方政府的事，其他的乡间事务都由他们办理，“此盖宗法社会兑余之遗影，以极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

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及发展，盖有极重大之关系”。

他们肯定以至认同这些基层社会的组织具有民治精神，发掘宗族的自治性及其合理性，并宣示于世人。

宗族的自治性、某种民治、民主因素，是实行民主制的一种社会背景，或许可以说是今日村民自治的前奏。

宗族所表现出的民间自治精神，后人认识不足，宜发掘、发扬。

后世实行民主政体，它就是一种观念的、实践的依据。

专制主义依据、民主依据，共存于宗族之中，事情在于后世根据世情选择需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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