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

响

本文梳理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影响，试图管窥中国历史的兴衰沉浮和社会伦理建构。

一、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化

汉代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是由地方选举人才到中央，称作乡举里选。地方推举贤良、察举孝子廉吏到中央，政府对被推举人进行重大问题策问，根据被推举人的对策分别挑选任用。

两汉时期的孝廉察举制度，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则由此进入“士人政府”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体系成为国家的管理核心；二则引导建立了社会高度统一化的价值体系。

但是孝廉制度发展到后期，已经完全摒弃了举孝举廉的初衷和选举制度的民权思想，更使舞弊滋生，门生故吏，恩泽相报，“士人政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门第望族”。政府和社会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科举制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态的作用

科举制度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运行枢纽和稳定调节器，承负着传统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生态的平衡。

1.促进了社会主要阶层的流动和平衡。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由官僚阶层、地主士绅阶层、平民阶层构成。平民依靠科举走向官僚，官僚依靠权力和影响购置田产，“退休”后成为地主士绅。

2.统一和维系了社会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武以后，政府基本的人事管理模式是以道德操守为价值衡量体系的“精神官僚”来管理“技术人员”。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价值观念的高度统一化就显得尤为重要，科举内容的一致性自然使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官僚、地主、平民三个阶层的流动又使得这种观念得以广泛地认同和普及。

3.使乡村自治模式成为可能。科举制度下，士绅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并借助这一身份，获得社会的尊重，成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4.促进了政治的开放和社会的融合。因为选拔对象的广泛，总能吸引全国各地域各阶层人民参与；在任用上，汉以后各代中央政府一直多坚持异地用官、本地用吏这一传统，各地声教相通，风气相移，文化经济走向融合，有力地維系了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局面。

三、科举制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使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了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却又桎梏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1.社会文化渐失活力与生气。科举标准的高度一体化恰恰又形成了最为封闭的文化思维模式。对于考生来说，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远比探索未知所需的求异重要，久之，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逐步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规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

2.政务实践能力欠缺和弱化。唐代科举实践能力欠缺的矛盾并不突出，一则应试人员还多为门第子弟，有其家教熏染的政治历练途径；二则中试人员并非即刻任用，仍多经各衙门长官辟属，做吏僚预习政事。这些都使科举逐步蜕变成仅

为选拔人才之用，而缺乏了人才培养的途效，中试任职人员的政务实践能力变得欠缺和弱化。

3.精神治国模式下的社会流弊。从汉制开始，便对应试人员的身份加以限制，排除了工商业者。延及后世，使中国形成了以道德精神统领社会，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却压抑工商资本和专业技术。

四、后科举时代传统中国社会断崖

1905年，清政府在内忧外困之下，采用“休克疗法”，科举制度戛然而止。科举的取缔，至少对当时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后果。

1.旧有的人才选拔制度取消，社会凝聚机制土崩瓦解，新的制度短期无从建立，知识分子就业安身的途径匮乏，这些社会成员从原有的文化价值结构中脱离，而又没有新的生存结构能够吸纳，迅速形成一种“游离化”的社会群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2.科举的废止，使社会丧失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维系基础，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价值观念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断裂。

3.科举制度下，士绅固然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农民进行盘剥，但毕竟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儒家思想所倡议的社会伦理责任，维护了农村的文化生态平衡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