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浙东学者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明清浙东学者的政治思想及启示

乐承耀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明清浙东学术思想中关于民主启蒙、民本思想、清廉政治等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在当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民主启蒙思想方面，明清浙东学者对封建王朝的弊政及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是其主要代表。张岱年在《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中说过：民主思想“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统治者与人民谁为谁服务；一个是最高权力问题，就是最高权力应该由谁掌握。”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也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君主颠倒了君与客的关系，侵犯了“天下人”的利益。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为满足他的“大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还痛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法令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甚至直斥为“非法之法”（《明夷待访录·原君》）。

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主张臣不是为君服务，他的职责与君一样都应该为“天下”服务。“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尽管黄宗羲在当时还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民主的字眼，但字里行间已闪耀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明夷待访录》中“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和谭嗣同在“倡民权共和之说”时，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数万本。可见，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

者有很大的影响。

在民本思想方面，明清浙东学者为维护封建统治，主张封建君主在治国中应以民为本，惠民、养民、爱民、富民。其中，方孝孺就明确主张“养民富国”。他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认为“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宁余于民，无藏府库”（《逊志斋集》卷5）。在政府富裕与人民富裕之间，他更强调人民的富裕，对历代王朝推行的重敛政策给予严厉的抨击。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也多次上疏，说明百姓受灾困难情况，要求宽免辖区钱粮。“民之疮痍已极，实在无输之物矣，别夫离女，弃子鬻女，有耳者不忍闻，有目者不忍睹。”他在江西任职时上疏说：“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摇，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小民困苦已极，思邦本之当固，虑祸变之可忧。”（《王阳明全集》卷13，《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为政爱民的情怀已跃然纸上。

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民本思想也十分丰富。黄宗羲揭示了税费改革怪圈，指出解决赋税问题与土地问题一样，对减轻人民的负担有重要作用，并提出赋税改革建议。万斯同看到战乱后的经济衰败和民不聊生的景象，对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明王朝的灭亡是由于晚明的赋敛之重，“生民之苦极矣，国欲不亡得乎？”（《讲经口授》）

明清浙东学者主张惠民、爱民、养民，尽管也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但他们关心百姓生活，体恤民众的疾苦，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某些利益和愿望。

在清廉政治方面，浙东学者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主张为官要清廉。方孝孺认为，“国之所尚者，公廉。”（《逊志斋集》卷17《孝思堂记》）“公”就是不徇私枉法，“廉”就是不贪钱财。他指出，“仕之道”的重要条件是官员廉洁奉公，不徇私枉法，不贪财钱。这样，政治就会清平如水。正因为如此，浙东学者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方孝孺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更替时指出：“聚敛之臣贵，则国贫”，“赂贿行于下，则国贫”（《逊志斋集》卷1《杀诫》）。黄宗羲认为，吏之冗滥与做恶，是国家和社会的大敌。官吏和阉宦的穷奢极欲，不顾国计民生，必然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朱舜水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时认为，明代官吏“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

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乡绅受贿，操有司狱讼之权；役隶为奸，广暮夜苞苴之路”，这种官场腐败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他指出，在官吏横征暴敛之下，“小民安得不被其害？”“安得而不穷？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诉，而又愁苦无聊，安得不愤懑切齿，为盗为乱？”（《朱舜水集》卷1）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明清时期浙东学者的这种清政廉洁思想，无疑是对明末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深刻揭露。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