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 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 更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 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 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 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 文化，奏鸣着游牧文化与农耕 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
一、辽、夏、金、元：征服与 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政治更迭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步消长。 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 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 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惨败的现实。 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相对而言，蒙古人的汉化历程要缓慢得多。
在蒙古诸王中，青睐汉法的只有忽必烈。在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身边即有许衡、郝经等 著名理学士大夫。他们多次劝说忽必烈实行 汉化政策，指出“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 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能用汉 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 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国朝仍处远漠， 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 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 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 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 也”。
辽国还开科举，专为汉人而设，有乡试、 府试、省试之设。分两科，一曰诗赋，一 曰经义。辽圣宗时，以词赋、法律取士， 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汉文化经典如《五经传疏》、《史记》、 《汉书》等广为颁行，《贞观政要》、 《五代史》及白居易《讽谏集》等被译成 契丹文字。
唐诗宋词深受契丹人的喜爱。《辽史拾遗》 载，苏轼曾与辽使共饮，辽使遂诵其诗 “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 以助其兴。
元帝国时期，儒学的重振突出表现在 理学的影响迅速扩张。
元代帝王推崇孔子，“至元三十一年 七月皇帝圣谕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 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 奉”。在制度层面，元代科举取士强 调明经，四书五经以朱熹的注释为准， 由于科举以朱子之学为标准，这样一 来，官方钦定的朱学风行海内，从太 学到乡学，多以诵讲朱子为主。
Fra Baidu bibliotek
女真人灭辽后，建立金国，其文化政 策也以汉文化为旨归。
《金史·太祖本纪》载，金太祖在发 动灭辽战争之际，特下诏“若克中京， 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 赴阙”，非常重视对文献资料的保护。 在灭北宋的战争中，金太宗要求将士 搜罗图书文献、精通经术的学者、画 师、乐工、医生及各类艺人。
金国采纳汉人的科举制，“金承辽 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 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 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为中西文 化的交流创造了重要条件，揭开了 前所未有的异域文化相互激荡的新 篇章。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外征服战争， 使中国西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 放状态，从而导致无数的穆斯林无 阻碍地进入中国境内，并带来了伊 斯兰教文明。
从元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回 回族。该族信奉伊斯兰教，使用汉 族语言文字，保持阿拉伯文化传统。 回回族的形成，直接促进了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 是，伊斯兰寺遍布全国各地。著名 的长安清教寺、广州怀圣寺、泉州 清净寺等得以重新修饰，杭州、定 州、燕京、昆明等地纷纷建造清真 寺。
不独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生根，基督教也于 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元代的基督教大体上分 为两支：一支是曾在唐代流行的景教，另一 支则是罗马天主教。
忽必烈决定派使节出使罗马教廷，要求教皇 选派教士来中国。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教 士约翰·孟德高维诺出使东方。他抵达大都 后，开始了传教活动。约翰努力学习蒙古语 言文字，将《新约》译成蒙文，并在大都主 持修建了两座教堂。由于约翰的杰出工作， 在短时期内便有六千多人接受洗礼，成为基 督徒。为此，罗马教廷任命他为大都和中国 教区的大主教。
儒家文化的经世传统和“用夏变夷”原 则，构成了忽必烈汉化改革的宽广而深 刻的文化背景。在这样一种包容性很强 的文化感召力的驱动下，广大的中原儒 者纷纷加入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改革 中，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宋辽夏金元时 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 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 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最 终征服了征服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 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 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 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
对宋王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方的契 丹辽国。
据《辽史·百官志》，辽国“大略采 用唐制”。又称“契丹旧俗，事简职 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太 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 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 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 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 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 得其宜矣”。
在官制上，据《元史·百官志》载： “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 作。……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 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 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 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 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 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 县。”不难看出，元代行政建制多仿 照汉文化之政制。
金国的国学十分重视经学、诸子学 和史学，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推崇韩 愈、欧阳修和苏轼。凡此种种，都 使得金国对汉文化的整合达到了较 高水平。
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也深受汉文 化薰染。
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就有 《孝经》、《论语》、《孟子》的西 夏文版本，并附有西夏学者的注释。 《宋史·夏国传》称：“夏之境土，方 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 西夏官制分文武两班，设有中书、枢 密、三司等，显然受到了汉文化的影 响。元昊继位后，励精图治，西夏开 始强盛。此人“晓浮图学，通蕃、汉 文学”。
在官制方面，辽国对唐制所谓三省六 部等多有吸纳 .
辽国还仿照汉制，设立学校。辽上京 设有国子监，太祖命置祭酒、司业、 监丞、主薄等官。辽道宗清宁元年 （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 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国子监 相当于太学。此外，辽国于黄龙府、 兴中府设有府学，在西京、上京、东 京诸道各立州学，此即郡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