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综述_王文淑

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综述

王文淑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对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明代的京杭大运河在历代王朝中治理得最好，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近年来，关于明代运河的研究也是成果颇多，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总结和评论，以求找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明代；京杭大运河；综述中图分类号：K928.4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4）04-0085-04

Review on the Grande Canale Between Beijing and Hangzhou

WANG Wensh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Grande Canale Between Beijing and Hangzhoul is the main artery of waterborne transpor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hina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in different dynasties.The well-management of the Grande Canale in Ming Dynasty saw its great contribution at that time.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tudy about the Canal in Ming Dynasty and this paper is to dig out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by summarizing and discussing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Ming Dynasty ；The Grande Canale

水路运输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隋代统一中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的军事力量，开凿和疏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浙江余杭的大运河。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开通和疏浚连接南北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共识。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一方面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另一方面，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逐渐成熟，运河的管理也在日益完善。

一、关于运河的著作和文献

目前国内研究运河的整体性著作有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岳国芳的《中国的大运河》，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夏坚勇的《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嵇果煌的《中国三千年运河史》，这几部著作都是整体性地记录各个时期的大运河的历史与发展，为京杭大运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安作璋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隋唐、宋元、明清不同时

收稿日期：2013-11-14

作者简介：王文淑（1990—），女，江苏丰县人。江苏师范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明清史。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第29卷第04期2014年04月

Vol．29,No．04Apr ．2014

期的运河文化，其中对明代的京杭大运河做了详细的论述，分了八章介绍明代的运河和运河文化。李泉的《山东运河文化研究》，通过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研究，来探究齐鲁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王云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变迁社会变迁》，在继承前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和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时期极具有特色的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社会变迁的起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

在明代，围绕着京杭大运河，出现了一大批的治运人物和关于运河的文献。这些人物的事迹和运河文献的价值，在我国运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对我们研究运河提供了最原始的史料。

有关明代运河的文献十分丰富，第一部是《漕河图志》，作者是明代的王琼，此书成于弘治九年（1496），是京杭运河长江以北至北京段的专志。全书共有八卷：卷一漕河之图、漕河建置、诸河源委、漕河；卷二漕河上源、诸河考论；卷三漕河夫数、漕河经用、漕河禁例、漕河水程、漕河职制；卷四奏议；卷五、六碑记；卷七诗；卷八漕河水次仓、漕运粮数、漕运官军船只数、运粮加耗则例、运粮官军行粮、运粮官军赏赐。这些记载是研究运河前期史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第二部是《治水筌蹄》，作者是明代的万恭，此书为札记体，论及黄河、运河及其他的治河笔记共有148篇。书中的很多内容为《行水金鉴》所采用。内容涉及广泛，也为人们研究古代运河治理提供借鉴。

第三部是《河防一览》，作者是明代的潘季训，潘季训一生主要在治理河道。此书阐述了作者“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思想，他的治黄和治运的思想尤其难得，保留了治河的大量的原始资料，包含了丰富的治理黄运的技术措施。对后代人们对运河的治理和建设具有大量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京杭运河的工程与管理研究

明清时期，运河河工关系到京杭运河的通畅，河工组织的建立也是发挥河工职能的重要保障。由于河道工程需要的河工不同，因而出现了不同的组织管理形式。吴清的《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以闸、浅、泉等和工行组织为例，探讨老人、小甲、闸官等组织管理形式的利弊、延承与变革以及这些变化的原因，探讨明清运河畅通过程中的人力因素。[1]闸官是专门负责闸务的官员，掌管闸的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直到元代才正式出现，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不同地位的人员打交道，所以虽然闸官地位低，但是又是不可或缺的。于琪的《明清京杭运河闸官研究》就深入探讨了闸官的设置与历史沿革，闸官的职能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浅铺也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水利设置与河工组织之一，主要功能在于疏通运河淤浅，保持运道的通畅。[2]历经了明清社会的发展，浅铺、浅夫经历了从“铺”到“堡”，由“征发”到“雇募”的过程。吴欣的《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浅铺研究》，还分析了浅铺的两种性质，一种

是解决运河淤浅的空间设置，其存在与区域聚落的成长密切相关；另一种是由浅夫所组成的群体组织，其来源和管理是区域社会群体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3]明代京杭大运河沿线共设有50余处驿站，它们是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来往官吏等中途停歇、食宿、更换马匹、车船等补给所需的场所。这些驿站大都是兼有水路和陆路双重功能的水马驿站，它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并在国家信息流通与公务往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岳广燕的《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具体分析了明代运河沿线驿站的功能、地位与作用。[4]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驿站还设置了许多驿丞，主管这些驿站的驿丞形成了与运河沿线以外的驿丞不同的特点，王春花的《明清京杭运河之驿丞》就分析了这些驿丞的特点，他们来源相对正规，薪俸收入相对稳定，驿务相对的繁忙，数量的变化也较大。[5]李德楠的一篇《试论明清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

—以黄运地区的硬料为中心》，河工所用砖石等物料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散抛碎石最早出现于江南地区，后来推广至河南，山东。砖料的烧造则从河南推广至江南。作者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江南地区山多，石料丰富，河南部分地区有的因为距离石料场所远，有的因为逆流运送比较艰难，所以才会考虑以砖代石。这些都反映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6]另一篇《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

—以黄运地区的软料为中心》，论述了自明至清经历的民柳到官柳、官柳到芦苇、芦苇到秫秸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河工和地域开发导致的环境后果在物料上的反映，是环境适应的结果。[7]明清时期，为了使运河有足够的水量，充分发挥运河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水源补给的法令，饶明奇的《明清时期关于运河水源管理的立法建设》分析了这些具体的法令条文，阐述了这些法令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以及弊端。[8]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实行南粮北运，是开通京杭运河的主要目的。为了保证漕运及时安全北运，在明代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漕运制度，也正是由于漕运制度的实施，才保证了南粮北运的实现，并促成了明代二百余年运河航运的兴盛局面。刘清平的《明代漕运史浅谈》论述了漕运的概念和明代漕运的方式，明代漕运所经历的阶段，漕运的管理方式以及漕运的影响。[9]胡梦飞的《辉煌与没落——

—明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衰》论述了明代漕运的兴衰过程，分析了漕运对于明王朝巩固统治的重要性。[10]陈文娟的《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

—陈瑫》论述了在漕运制度高度发展的同时，陈瑫作为总兵官对漕运所做的贡献，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11]华红安的《明代漕运制度的创立人——

—陈瑫》[12]和廖高明的《明代治运名臣陈瑫》[13]也是在总结陈瑫的治运功绩。自运河开凿以来，漕运就成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明王朝也不例外。为了运输漕粮，明政府先后在南京、临清、淮安、九江、武昌设立船厂，制造船只，其中淮安清江，临清卫河作为明代最大的漕船修造地，在国家漕运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郑民德的《京杭运河明代漕船厂研究——

—基于清江、卫河船厂的历史考察》，通过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