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与能动性

论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与能动性

贾康，冯俏彬

已有的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制度变迁是一种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动态反复过程；制度变迁的因素分析；制度变迁的方式分析等。在大多数讨论制度变迁的文献中，都使用了供求理论和成本收益模型的分析工具。其中，在使用供求理论进行制度分析时，一般的做法是将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开进行讨论，但将双方联结到一起作时间维度的探讨还不充分。

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第三章中论及制度创新时说“我们所使用的模型是非常传统的经济学家常用的，即…滞后供给‟模式的一个变形。在这个模式中，某一段时间的需求变化所产生的供给反应是在较后的时间区段里作出的。”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3：296-279.但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阐发还不多见。少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有针对性的分析中运用了诺斯的制度供给滞后的观念，如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说：“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3:251.我们认为制度供给滞后在理论上很有意义，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和人类理性在其中的作用，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并进而简要考察制度供给一旦形成便会产生的能动性。

一、制度供给滞后模型

这里我们讨论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范围为一个确定的社会，二是就本文中所考察到的正式制度而言，国家或政治决策者（集团）是唯一的制度供给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其实，后面的讨论也适用于非正式制度。

第一，制度结构＝制度安排之和。本式的意义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完整的制度结构是由系统内全部的制度安排所组成。

第二，制度供给函数：St+1=f（Dt），其中，S为制度供给，D为制度需求，t代表制度需求产生的时间。本式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在整个制度结构上看，本期的制度供给是上一期制度需求的函数，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安排上看，某一个制度是上一期相应的制度需求的函数。换一种说法，即一个制度安排是对上一个时期中某一种制度需求所作出的供给回应，该社会某一时期的整个制度结构可视为一个由方方面面的、相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需求体系所引致的制度供给回应。

第三，制度需求是自然条件、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状况、已有的知识存量、市场规模、与其他经济体的相互往来等等因素的函数。不同的需求引致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些因素既可能对制度变迁提供一种机会，也可能产生制约，从而内在地决定着制度变迁的走向。

第四，制度供给的过程。在静止的状态中，制度的供求状况均为零。假定第1个时期产生了对制度1的需求，根据前述公式，国家在第2个时期供给了制度1；第2个时期产生了对制度2的需求，国家在第3期供给了制度2……以此类推，一直到第n期，国家共供给了n-1个制度，供求滞后地达到均衡。

第五，下一轮的制度需求将产生于前述3中任一个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被谋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首先识别到，进而扩散

至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团体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后，如果潜在收益将大于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就会采取行动，并最终通过政治行动将这种制度需求转为现实的制度供给。制度结构在从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循环往复中实现制度变迁。

第六，总之，基于某种因素的激发，一个社会将产生对某种特定制度的需求，个人、集体、国家将通过三轮重点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渐次作出回应，如果可行，将最终由国家供给这种制度。

二、对制度供给滞后模型的检验——假想与经验

所谓制度无非是一组行为规则，它们的功用是提供某种约束和服务。舒尔茨曾据此种认识将制度分为四大类，一是用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关于货币、期货市场），二是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关于合约、分成制、公司、保险等），三是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联系的制度（如关于产权、资历等），四是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如关于学校、农业试验站等）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3:253.，每一类的制度都是应经济增长中的某种需求而产生。在此，舒尔茨的分析视野仅限于经济制度，实际上，如此逻辑广泛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不仅适用于经济制度，也适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仅适用于整个的制度结构，也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制度安排；不仅适用?法律、规定等正式制度，也适用于习惯法、传统、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实际上所有的规则都是对某种需求的响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在制度演进中可观察到和表现为从反应自然条件，到反应不同时期相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再到反应人的权利与尊严的路径。

1.制度起源中的供给滞后——从假想的状态开始分析。

正如经济学家们为了讨论的便利，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一个人的经济”和“两个以上人的经济”一样，我们也可以设想出“有制度的状态”与“没有制度的状态”两种情境，后一种情境类似于卢梭之“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依据本能而行动，或游荡于原野之上，或觅食于山河丛林之中，或栖息于洞穴之内，行之所致，发乎自然，绝无约束，这是真正的纯粹意义上“自由”的人。不过，“自由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个体力量太小、食物不足、猛兽飞禽随时威胁着生命。到一定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现，如果与别的自由人一起较容易找到更多的食物，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性，于是合作的“人群”出现了。一旦实现从“人”到“人群”的跨越，制度状态就发生了从“没有”到“有”的飞越，因为根本上来说，制度是人类分工与合作的润滑剂和必要条件，只要在存在合作的人的社会中，制度便成为必须。在这里，正是“人群”内分工、合作的需要，促使了制度的产生。

因此，从逻辑的起点上讲，规则的产生滞后于需求。当然，这时的制度形态还比较松散随意，主要是一些习惯、风俗或禁忌等。

2.我国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生——巨大环境压力下人类生存需要反应的一个案例。

我国自秦以后，就走上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道路。后世对此多有批评和遗憾之意。为什么划土分疆的春秋战国不能长期存续？为什么中央集权能存在2000多年？我们可以从制度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大约处于东经100度，北纬35度的区域。每年春夏之交，来自于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气流在此与来自西北的低压气流交汇，后者若在时间与强度上战胜前者，则长时间干旱无雨，反之，则洪涝遍地；黄河本身挟带大量泥沙，河床经常淤塞，引起堤防决溃，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袭扰也需要国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