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界民族_概念与内涵的界定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４

一、相关概念界定的争议

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由于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形成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发展过程的交错重叠，造成了国家疆界与民族分布地域的普遍不一致。当今世界上，同一民族生活在若干国家，一个国家包括若干民族的现象相当普遍。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１］（Ｐ１）这种国家疆域与民族分布地域的交错重叠，使民族与国家的形式主要表现为３种形式：即１个国家１种民族、１个国家多种民族和１个民族多个国家，而后两种形式更为普遍，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区域，即相当一部分民族的传统居住地域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割，成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伴随现代国家建立的全过程，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有发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民族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大。这些因素都在加剧着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现象。我国学术

界对这类特殊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从“边政学”到“跨界（境、国）民族”专门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对跨界（境、国）民族的研究是伴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而掀起高潮的。但如果泛指在内容上涉及这类特殊群体的研究，那么它的研究历程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曾十分活跃的边政学者和民族学者们的研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等人参加中英会勘中缅南段界务时，就已注意到了民族的跨国界而居问题，在其《中国边疆民族》、《中国边疆文化》等论文中，已涉及了跨国界而居的民族在周边国家活动的情形等。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性质上还属于“边政学”的范围。１９５７年，中央民族学院刊行了石钟健编著的《有关中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对同一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相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直到１９７９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才第一次将世界民族研究正式纳入国家规划［２］

“跨国界民族”概念与内涵的界定

王清华１，彭朝荣２

（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３４；

２．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目前，国内关于我国跨国界而居的民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气候，但民族学界对这类特殊群体的称谓不尽相同，主要有“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之称，这３个概念的定义和内涵的界定上仍然存在分歧、争议和不足。应把跨国界而居的特殊民族群体称之为“跨国界民族”，其特点包括：（１）跨居于不同国家的各部分已拥有不同国籍；（２）跨居于不同国家仍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地；（３）跨居于不同国家的各部分仍保持认同。

关键词：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国界民族

中图分类号：Ｃ９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６９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１９—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王清华（１９５５～），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彭朝荣（１９８３～），男，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２００６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

（Ｐ１３～１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学术界针对同源而跨国分布民族的研究被确定为专门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明确提出了“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的概念，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学术界在这３个概念的定义及内涵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１．“跨界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争议

最早明确提出“跨界民族”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永龄教授。１９８６年该校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打出了“跨界民族研究”专业的大旗，并开始招收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涉及“跨界民族”的著作和文章开始涌现，如周星的《民族政治学》、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寒戈的《浅析跨界民族和国际政治》等。“跨界民族”这一概念自１９８６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在其定义和内涵上的争议从未停止。较具代表性的提法有如下几种：（１）１９９４年金春子、王建民联合出版了对我国跨界民族介绍较为系统的专著《中国跨界民族》，作者对跨界民族的解释是：“跨界民族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２］（Ｐ１８）作者还强调指出其使用“跨界民族”既指在紧靠边界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居于不同国家中的同一民族，也指在相邻国家的边界附近地区活动的同一民族，多数跨界民族的分布地是连在一起的，但也有少数同一民族可能会与其他民族相隔，居住地没有直接相连［２］（Ｐ１８）。

（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专家葛公尚认为，就字面意义而言，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但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跨界民族的定义却没有如此之宽泛，它基本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也就是说，跨界民族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换言之，原生态民族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他们的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３］。刘稚在其论文《关于跨界民族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兼论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构成跨界民族的３个基本要素是：①历史上形成的原生态民族；②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③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因此，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４］。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曹兴研究员则认为“跨界民族”应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跨界民族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而居住的民族；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积极主动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前者是国家分隔的产物，后者是移民的产物。”［５］２００４年他又指出：“跨界民族是那些原来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而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是被动（被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割的结果。”［６］

２００６年９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葛公尚主编的，作为１９９６年以来对“跨界民族”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一书，其中对“跨界民族”的界定采用的仍然是作者１９９９年在《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一文中的定义。对于这一定义，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看法。这充分反映了学术界对“跨界民族”内涵的界定仍处于摸索阶段。

２．“跨境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争议

１９８２年范宏贵教授在其论文《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跨境民族”这一概念。此后，“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的认同和较大范围的使用。主要文章有范宏贵的《中越两国跨境民族》（《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姜永兴的《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广东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种以“跨境民族”为题的论文频频见诸于国内各种期刊，如胡起望的《跨境民族探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黄惠焜的《跨界民族研究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等。在论著方面，１９８８年申旭、刘稚合作出版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了由赵廷光主编的《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云南跨境民族研究》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云南省还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和学者联合组成的“云南跨境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课题组”。１９９４年，中央民族大学又将１９８６年设置的“跨界民族”研究专业改名为“跨境民族”研究。

关于“跨境民族”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胡起望的解释颇具代表性：“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受当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