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军事思想

孙武的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孙武关
于战争和军队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它产生于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是对前人兵学思想的继承和对当时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奠基石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孙武(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乐
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山东博兴北，一说山东广饶)人,齐国田氏家族后裔，后移居吴国，经伍子胥推荐，晋见吴王阖闾，献兵书，任将军，辅佐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其军事思想集中反映在所著《孙子》十三篇中。

战争观孙武十分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计》)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主张对待战争必须“慎之”、
“警之”，提倡“安国全军之道”(《孙子·火
攻》)。

“慎”,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警”，则是要加强战备，增强实力，要求“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

为了探求预知胜负的途径，孙武正确地阐述了战
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因素及相互的辩证关系。

他将客观因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争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奋士气
(“并气积力”)。

他高度重视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

吴楚之战时，孙武以“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劝阻吴王暂缓攻楚,更进一步表明他意识到爱惜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意义。

他也十分看重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

他论述军事实力，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孙子·形》)，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军事力量的强弱。

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载，他预测晋国六卿政治命运，也是通过对六卿实行的亩制大小、税率轻重、养兵多少作出判断的。

他用“形”表示客观存在的军事实力，“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其内涵和作用。

他还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力的发挥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孙子·计》)即通过主观努力，能动地创造和运用有利的态势。

战略思想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
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
攻》),从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战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

他称不战而胜为“全”，战而胜之为“破”。

主张对于国、军、旅、卒、伍，“全”为上，“破”次之。

为达全胜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计》)；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形》)；在实行方式上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

总之，要求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

作战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积极进
攻。

在实施战略进攻时，要秘密决策，“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隐蔽准备，“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虚实》)；突然袭击，“敌人开阖，必亟入之”
(《孙子·九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同前)；打敌要害，“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同前)；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同前)；速战速决，“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

在进攻作战中，孙武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基于对当时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的分析作出的抉择。

因为“相守数年”的战争，“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用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旦“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作战》)。

又因为在后方供应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而要求“因粮于敌”(同前)。

孙武强调进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认为“不可胜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胜”(《孙子·形》)。

如果兵处劣势,还应“逃之”、“避之”，以保存军力。

对于作战谋划，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
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变”，谍有“五间”、将有“五危”、“六过”等。

作战指挥,强调争取主动权,要明利害、识众寡、辨分合、察虚实、善专分。

战术运用，要示形惑敌，奇正多变，因敌制胜。

治军思想孙武的治军指导思想是“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孙子·行军》)。

“文”指厚赏、爱
卒，“武”指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

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前)。

对士卒平时要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战时才能步调一致，服从命令。

因此，他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

他还注重将帅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将帅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德才标准。

孙武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基础上的。

他强调“知彼知己”，以庙算“七孰”进行对比分析，讲求“战道”，探索战争规律，要从弱强乱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对立面的转化，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学思考。

孙武通过战争事物中对立范畴(敌我、攻守、全破等)的认识，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生克消长关系，从而衍生出对各种作战方式的描述，推动了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

孙武的军事思想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对指导军事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现代战争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则还被移用到经营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领域，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的重视，是世界公认居于鼻祖地位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
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北京,1977。

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4.
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6.
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北京，
1989。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0。

(吴如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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