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迟滞原因之探讨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迟滞原因之探讨

王先霈

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史和西方古代文学叙事史中，各有一个难题，长期困扰着研

究者。在西方，是“荷马问题”；在中国，是汉族古代无史诗的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很早就以其深厚博大的文化傲视外邦，在春秋战

国时期就出现了文化的高峰，作为古代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族文学，怎么就没有史

诗这样重要的标志性的文学品类呢？希腊史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们的作者是

谁？古已有之的说法，是把两大史诗的著作权归于荷马，荷马如果实有其人，而

且果真是一个盲诗人，在三千年前的条件下，怎么可能独自完成两大史诗的创

作？如果荷马不是一个人，那么，两大史诗是怎样形成，又怎样被记录并流传至

今的？

本文主要是从前面一个问题开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发展迟滞的原因，

而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思考前一个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坐标。没有后一个问题，前

一个问题甚至不会被人们意识到。20世纪前期，新文学运动的前行者鲁迅、胡

适、茅盾等人，在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曾提出过疑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

构成完整系统的神话，没有长篇故事诗，没有史诗？19世纪以前的两千年，我

们的祖先对域外文学了解十分有限，不会觉得自己的文学整体有什么结构性的缺

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触到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印度史诗，还有冰

岛的《埃达》，英国的《贝奥武甫》，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的《罗

兰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当卷帙浩繁的诸多史诗在国人面前展

开的时候，就不免引起疑问以至惊诧了。鲁迅、胡适和茅盾各自在《中国小说史略》、《白话文学史》和《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了

些解释。鲁迅和胡适是介绍、转述和发挥日本学者的看法，其理论依据是丹纳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气候不像希腊的爱琴海边，

不是温暖湿润而是寒冷干燥，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先民胼手胝足劳作尚难得温饱，

所以，没有精力和闲暇从事长篇创作。此说颇为牵强，至少，它就不能解释，冰

岛、俄罗斯的气候对于农耕来说，劣于黄河流域，何以却有史诗出现。茅盾说，

史诗多描写民族大事，而中国古代未有如特洛伊战争那样的大战。这个解释说服

力也不强，上述欧亚民族的史诗中描述的诸类事件，中国就没有发生过么？中国

上古传说里的黄帝蚩尤之战，不也是大战么？但是，茅盾提出的另一观点，即中

国古代统治者，每每将其家族史神话化，把自家祖先神仙化，同时又将传说中的

神仙牵附为自家的祖先；因此，神话被历史化，历史被神话化。①以此作为史诗

缺失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创见，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可惜，他本人和几十年

来的学者，未能将此一观点充分展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的这个看法梳理清楚，

进而探寻更深刻的原因，对于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为何长期受到歧视而不

能登大雅之堂，为何长期发展迟滞，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就可能

引出若干新鲜的观点，做出较为圆满的说明。

一

现代叙事学所称的“叙事”，包括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新闻叙事等。这三者在远古原是交融一体，后来才逐渐分离，而在各个民族，三者分离的时间和分离的方式，三者的比重、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别。从上古到中古乃至宋代，中国的文学叙事发展迟滞，受到轻视，而历史叙事却极为发达，备受尊崇。元明清以后，叙事文学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可，被贬抑为“末流”。早期有一些历史叙事的文本，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但它们毕竟首先是历史，所具有的文学性乃是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它们首先不能说是文学，不是历史题材的文学。笔者设想，正是因为历史叙事的发达、历史叙事的繁荣，压抑了文学叙事的生长；而最终，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也呈日渐消减的趋势。二十四史中，在文学性上可以和《左传》、和前四史比并的，再也找不出来，历史叙事的文学价值，乃至于它们在历史学上的价值，后不如前，无法仅仅以作者的才气大小来说明，其深层缘由也值得探讨。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相关。

在中国上古时代，从现在能够找到材料的时期开始，叙事基本上就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由权力支配，用制度规约，由统治者用严密的制度紧紧控制着。《白虎通·谏诤》里说：“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历史叙事不是任何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它是由王者，由最高统治集团，指令、组织、监督、审核，由受有职衔的史官担任，按照确定的规范去做。《白虎通》虽是汉代著作，它的这个解释完全符合于上古的实际。从字源学上说，汉字的“史”，本义是事，即结绳记事的事；史就是记事或叙事。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史”字“实为事字之初文，后世复分化孳乳为史、吏、使等字。《说文》‘史，记事者。’‘吏，治人者。’‘使，令也。’谓以事任人也，故事、史、吏、使等字应为同源之字。”②为什么到现代彼此含义关联甚少的这些字，本来却是同源呢？因为在古代的叙事语境下，这几个字词的含义指向是叙事对象、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施令者、审核者，是叙事链上的几个环节。“史”首先指的是事，然后是指记事；记事需要能力，记事需要被赋予权力，有此能力和被授予此权力的记事者是吏；吏是受委派的专职，他们由王者、官府指派履行记事之职。史即是“使”，强调其非个人自由意志，而是执行集团意志。《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礼记·礼运》篇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史官记事，主要是记王者之事，同时也是依王者之需要，按照王者的根本利益去记录其他事件。

唐代刘知几《史通》的《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等篇，对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源流沿革，做了系统阐述。他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后汉书·班彪传》载有班彪的《略论》，说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书，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历史叙事，是政权所不可缺少的。刘知几认为，修史的动力是帝王将相们追求不朽——“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追求不朽，是精神上、心理上的，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政治需要。所以，刘知几又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种历史写作观念的主导，决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基本性质，乃是用选定的史实，为现世的或理想的帝王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对选定的人物忠奸善恶的评价，为臣民百姓树立正面的楷模和反面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