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日本学者福山的理想国新样本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已经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剂良药。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声名始自一篇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的倒塌催生了这篇论文，它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

1992年福山把论文展开写成书出版，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支持阶级冲突论的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讥讽说，弗朗西斯·福山得到了“15分钟的名声”。1968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一次展览中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有15分钟的名声。”这个说法被视为沃霍尔对未来媒体形态的预言，人们更多地用它形容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知名度，就像今天社交网络上的“少年不可欺”事件。

福山的名声并未止步于15分钟。他著述不断，始终广受媒体关注，他关于民主政治的任何论断都有风向标的意义。时代需要号角和宣言，福山生逢其时，风行一时的处女作让他成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界的代表人物。诞生于19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从冷战的前哨建立自己的主张：以果断姿态在全球推广民主，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不惜使用强力。

1998年，福山与“新美国世纪”智库成员一起致信总统比尔·克林顿，建议美国支持伊拉克内乱，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9·11”事件之后，他又与人联名致信小布什，建议逮捕或击毙本·拉丹，对萨达姆·侯赛因发起致命一击。

从2003年起，福山跟新保守主义者渐行渐远。他对美国在伊拉克唯武力是尊、放弃在国际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努力大为不满。到2006年，在写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福山将“新保守主义”直呼为“列宁主义”：“它相信如果恰当使用武力和威权，历史可以沿着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版本已经是出悲剧，现在由美国来搬演，则成了一出闹剧。新保守主义，在政治符号和思想体系的意义上，都已变成我无法再支持的东西。”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剂良药。在2014年9月末出版的新著《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中，他的视野从西欧、美国、苏联的经验扩展到阿拉伯国家、希腊、德国、中国、意大利、印度、拉美……他用整章分析德国如何兼得强大的政府和民主的体制，而希腊富于民主传统，却始终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的扉页，福山引用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福山重提政府的力量，盖因近年美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10月，就新书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福山提到：“尽管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投入了大量军力和金钱，但他们已经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从后世袭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远比从集权向民主的转变艰难。这是美国应当在阿富汗、伊拉克学到的血泪教训……当前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分野，并不是民主与威权或其他形式的集权，而是这些后世袭国家同现代式国家的分歧。”

“美国试图在各地区建立足以自行对付恐怖主义和处理安全威胁的国家机器，但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美国的问题似乎在于，美国人根本不懂何谓国家建设。”

“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2008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

美国曾经是福山的民主样本，现在他的样本变成了丹麦。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退》一书前言，福山写道：“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国际社会面临着‘抵达丹麦’的考验。在这里，‘丹麦’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

然而福山承认，对丹麦这个好榜样，过去政治学家所知不周。尤其没有搞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世袭制转型成现代国家。在福山看来，丹麦式国家应有三根柱石：现代化的国家、强有力的法律、民主的保障。其中，20年前福山给民主最高的加权系数，现在，他更强调国家力量。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的福山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这位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在回忆家族在二战中遭受的不平待遇时语气平稳、笃定，像在陈述教科书：“我祖父1905年到美国，在洛杉矶做生意。珍珠港事件之后，全家都被监禁到一个专门隔离日本移民的营地。1980年代，政府为此事道歉，给予赔偿金。我父亲在洛杉矶长大，以英语为母语。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因为是日裔而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二战中的遭遇，反而使他有机会上大学，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样对日裔不公平，应给他们以补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为什么对终极问题这么感兴趣，福山说：“本科时，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著作，他们让我知道问大问题的必要。从那之后，问大问题成为我的习惯。”当提及福山曾师从罗兰·巴特、德里达时，他直截了当打断：“我跟他们学习过，但他们算不上重要的老师，我发现他们的观点彻头彻尾错，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他们都是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事情。跟在他们身后，你无法抵达真理。”

你不大会推倒重来

南方周末：在新书里，你回顾了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现在你还相信“普遍历史”吗？

福山：如果看完我的书，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大约4万年前，非洲大陆上的人类以小型家族社会的形式生存；大约1万年前，部落出现在亚洲、非洲、欧洲……大约6000年前国家出现。你看，在解决人类普遍问题上，也就是怎样组织起日益复杂的社会，人们的努力是有交集的。尽管不同制度的起源或有偶发性。这就像生物进化，比如毫无关系的物种都进化出了眼睛，因为他们需要视觉。同样，不同的社会也都发展出类似的制度、法律，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