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国家安全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国际人权研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深入研究包含社会认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內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开拓国家安全学和人权法研究的视野，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提供基础理论上的支撑。

[关键词]国家观念；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尽管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并存与交织却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迫切需要和平环境来实现文明崛起的中国而言，深入思考与理性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尤显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由与安全(秩序)是法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本文试图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路，在借鉴中外国家安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和分析工具，探索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福祉提供理论上的点滴贡献。

一 “新安全观”维度下“国家观念”要素的方法论启示

目前，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流行着国家安全因素的“两分法”：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观问世后，许多学者将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而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将这种观念和学说统称为“新安全观”。可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见，中国主流国家安全观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又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主

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观念中还刚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
正如国家安全学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新安全观”倡导者巴瑞·布赞教授所言：“随着冷战结束，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在传统的“军事一政治”安全模式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新安全观则强调，安全不过是适用于一切广泛问题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或者说，“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进而言之，以综合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立场上体现为五大维度：“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攻击和防御能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和维护可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从中可见，这种新安全观已突破既有的局限，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等观念层面上来研究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在国家构成要素上，该学派深刻反思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家三要素”说，在新安全观分析框架内提出了以“国家观念”、“领土和居民”、“主权与政治机构”三大要素为核心的“国家构成”理论；将传统中被人们所忽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凝聚力”等国家观念要素作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研究对象；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政治两大要素间和谐一致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为中国法学界从法学理论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换言之，国家观念所包含的国家认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间认同、宗教自由与限制等观念性因素，涉及国家安全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维度。将“国家观念”要素纳入国家安全视野中有助于我们将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综合地看待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

二 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的辩证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实体就是国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是由主权观念所定义的，“

主权就是以被确认的领土及其人口为基础的独立政府的排他性权力”。这种国家观念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价值中立性”界定。但是，从一国之内来看。国家观念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主体上，既涉及代表统治阶层的政府(含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以及执政党的国家观念，同时还包括各在野党、各利益集团、被统治阶层的国家观念；在内容上既包含着对国家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又无法摆脱多元主体在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该国所演进至今的历史，人们永远将无法真正理解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观念”。
在国家视角下，使国民聚合在一起的观念主要是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光具备“领土、居民、享有主权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国家实体，并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内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大多数人的认同，国家也同样难以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而这种认同感又与合法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观念塑造了国家这个实体。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多所民间研究机构从1936年至1970年关于“人们对待包括无政府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等激进主义言论的态度”的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均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待当时美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在立场上普遍一致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意基础。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在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安全主要指的是政党的安全，因为不同的政党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具有不同的影响。严格地说，这里所指的政党属于集合性和抽象性范畴，指在根本性质上或基本指导原则上相同或类似的政党，并非指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这样轮流执政的特定政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说执政党是政权的直接体现，它属于对政治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
“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在内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和

信仰体系，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又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交往和互动的粘合剂。”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稳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领域存在着诸多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待“国家”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立场而引起的。“政府是国家一般性合法的代言人。但在更为理性的层面上，政府只能在国家受到某种威胁时，方能使用国家安全话语进行辩论。如果政府主张其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只是对国家机构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的威胁。”不过，话虽如此，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无不将统治阶层的安全及其意识形态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区别只在于冲突的形态、内容和强度不同而已。在实证意义上，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安全在内的政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国家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它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给政府施压以产生一个特殊政策，从挑起分裂(或分立)主义进而推翻现行政府，从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进而在军事攻击之前使其先遭到致命削弱。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其民族认同与组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机制，是政治威胁的一般目标。既然国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那么政治威胁就可能向军事威胁一样恐怖。
可见，复杂多样的国家观念对一国政治安全的状况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一国良好的政治安全状况意味着国家观念在社会中的稳定性、相对同质性和可通约性。反之，一旦国家政治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该国在社会认同、民族(或国族)共识、宗教宽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必定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或者激烈的冲突；换言之，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已然(或者极有可能)成为了国家统一与良性发展的离心力。

三 国家认同意识的“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治安全

在本文分析框架内，社会是关于认同、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某共同体一员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异化现象。但这种政治国家内部形态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完全割裂的。在一国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和谐程度不一的互动关系。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对社会

整体构成威胁就是对国家构成威胁，或者社会安全就等于是国家政治安全。使国家聚合在一起的认同观念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样的威胁可能是针对政府的现存结构，也可能是针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或者针对国家自身的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对其主权以及主权乃以建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高度关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总体说来，并没有对苏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权国家提出质疑，但瞄准的却是它的内部合法性(即国家政体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种‘缺乏善治’的流行说法使得西方干涉行为似乎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