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经典解读：《论语》中的中庸
《论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雍也》）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朱熹：《中庸章句》）就是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平常不变之理。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先进》）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谁好些？孔子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

于是子贡以为子张较子夏为好。

子贡的想法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

对于不及的错误和危害，一般人都比较清楚，而对于过头，人们常常会觉得过头一些总比达不到好。

尽管事情搞砸了，至少动机还是好的，方向还是对的，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革命和建设中，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流行过左比右好的思想，宁左勿右。

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孔子说“过犹不及”，纠正了这种想法；不要以为过比不足好，过和不及是一样的。

从正面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凡事都要力求无过无不及，不过头，也不不够；也就是一切要适度，恰到好处。

《论语》中许多地方体现了这一点。

孔子评说《诗经》: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

而情之所发，都要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欢乐，但不放荡；有悲哀，但不至于伤身，就是适度。

仁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而喜怒爱恶同样要适度。

《论语》记了一个故事：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

子曰：“与之釜。

”请益。

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

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雍也》）公西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粮食。

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

”冉有请求再加一些。

孔子说：“给他十六斗。

”冉有却给了她八十石。

孔子说：“公西赤这次去齐国，乘坐的车子驾着肥马，身上穿着轻暖的皮衣。

我听说过，君子是只周济急需救济的穷人而不接济富人的。

”冉有的做法过头了，受到孔子的批评。

孔子还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颜渊》）
对一个人，爱他，就要让他生；厌恶他，就巴不得他死。

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死。

这就是惑。

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有点小事闹翻了，就恨不得要人死，甚至真动手杀人。

这就是惑。

辨惑，就要懂得无过不及；爱也好，恨也好，不能走极端。

走极端就违背了中庸之道，就是惑。

孔子又主张“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依道义原则报怨，也是适度之意。

正如孟子说的，“仲尼不为已甚者。

”孔子从不做过头的事。

对于物质财富，《论语》说“不患寡（贫）而患不均”。

均，不是平均，而是要各阶层人都能得到其应得的份额；富者不过富，贫者不过贫。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也就是无过无不及，适度之意。

无过无不及是全面的，既要求无过，也要求无不及。

可是孔子说“过犹不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着重在“无过”的方面。

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子贡“过比不及好”的思想，代表了一般人的思维习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事实上，长期以来，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深远，危害巨大。

时至今日，2500多年之后，还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其影响。

所以孔子特别提出“过犹不及”，实在有深远的意义。

不偏不倚，人们常会理解成在两端之间选择中点，与两端保持等距离；或在不同意见之间调和折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这是一种误解。

为求准确的理解，先看《论语》中的相关内容。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路》）
所谓狂，指有很高的志向；狷，指有所不为。

狂者志高，积极进取，但疏于实行；狷者偏于保守，缺乏进取，但是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不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

两种态度，一激进，一保守。

孔子认为二者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所短，并非理想；理想的是得中行而与之。

中行，就是不要偏于狂或狷、激进或保守。

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既能进，也能退；兼得二者之长，而避二者之短。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罕》）两端，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

扣，叩问，探究。

竭，穷尽。

扣其两端而竭，就是对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探究清楚。

这两段都是说，事物有两端而非单一，认识事物和为人行事，不能偏执一端。

不偏不倚，就是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两端，不偏于一端。

不偏不倚，不是半斤八两，各占一半，而是对两个方面都做恰如其分的评估，不夸大某一面，也不缩小某一面。

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无过无不及，适度。

一个例子：《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宪问》）
管仲辅助桓公以和平方式成就霸业，维护了华夏礼乐文化，体现了仁的文化理想、社会理想。

所以孔子说“如其仁，如其仁”；后者是说日常行为，管仲有不知礼和违礼之处。

这是管仲的两面。

管仲维护华夏文化之功不能掩其不知礼之过，管仲不知礼之过亦不能掩其维护华夏文化之功。

孔子不因肯定管仲之功而讳言其过，亦不因见其过而抹煞其功。

这两面又不是半斤八两，一半一半，而是有轻重、有主次。

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

一部《论语》，孔子明确许以为仁的，只有“殷有三仁”的微子、箕子、比干，孔子弟子中只有颜渊“三月不违仁”。

他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和他批评管仲器小、不知礼，其中轻重主次极其分明。

这亦是不偏不倚中道之体现。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要求，有着普遍的重要意义。

宇宙一切事物，无不有其两端，扣其两端而竭之，是认识的基本途径；而只见一端，片面偏激，左右摇摆，却是常见的通病，屡治不愈的痼疾。

联系现实中诸种现象，可帮助我们理解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及其重要意义。

文化发展，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表现为文化的变革，民族性表现为文化的传承；时代性体现出特殊性，民族性体现着普遍性。

这是文化的两端。

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是只执一端，或只见民族性、普遍性，全盘肯定；或只见时代性，特殊性，全盘否定。

在这种偏执的思想方法支配下，陷入两极对立的争论中，无法摆脱。

双方观点结论针锋相对，而思想方法则一，都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偏执于一端。

要想摆脱这种状态，求得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上来，扣其两端而竭之，全面认识把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世事发展，也有两端。

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顺境，也有
逆境。

现实中人们也常偏于一端。

或只见积极面，盲目乐观；或只见消极面，盲目悲观。

或报喜不报忧，掩盖消极面；或夸大消极面，否定积极面。

两种极端，同为一偏。

前者使人丧失警惕，贻误时机；后者则使人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最终都将导致崩溃。

偏之危害也如此。

为保社会安定，不能不慎之又慎，全面认识和把握局势。

唯有不偏不倚，“允执其中”，方能在顺境中居安思危，将危乱的因素消解于萌芽状态；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在消极中发现积极，在黑暗中见到光明，发挥积极因素扭转危局。

人生在世，功过是非，亦是两端。

不偏不倚，公正评价，亦属不易。

常见赞之则一切皆好，百分之百，句句是真理；甚至将人神化，顶礼膜拜。

恶之则一切皆错，毫无是处，过往功绩，一概抹杀；甚至将其妖魔化，魔鬼、骗子、暴君等恶名悉数加诸一身。

正如孔子所批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颜渊》）。

妖魔化和神化，截然相反，却同是偏于一端；以妖魔化之偏，不足以救神化之偏。

唯有本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雍也》）
上述等等，可见中庸之道之不行，今日尤甚。

中庸之道失而偏执之风起。

对于偏于一端之危害。

孟子说
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尽心上》）
孟子执一贼道之言，应引起我辈警醒。

当今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兴中庸之道，以抑偏执之风，实有重要意义。

当然，世事复杂，要真正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极不容易。

重要的是懂得中庸的思想方法，自觉地“扣其两端而竭之”,力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如此庶几可以接近于正确认识，而避免和防止由片面偏执而招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