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

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心理孕育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思想。有关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教育遗产提供了依据，也为学习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精华提供了支撑，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教育重同一性西方教育重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在群体文化中，群体的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物，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人关心的是“别人怎么看”，因而常常会用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来获得群体的认同。在思考问题和处理实际事务时，中国传统一向强调求同性，儒家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即是具体的表现。

这种求同的群体文化意识必然会投射在教育思想上，内在地决定了中国教育天然地排斥“多样”性，注重“同一”性。“大一统”是中国教育的主旋律：即用统一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同一的进度、单一的评价机制“生产”着一批又一批近乎一样的“成品”。教育毫无生气的雷同窒息着学生个性的发展。学生“天资的不同水平，被淹没在泥浆之中”[1]。在中国，一堂课怎样才叫上得好，统一的标准是：教师讲得层次分明、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板书整齐规范；学生则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回答老师提问时态度谦虚、声音洪亮，甚至连学生坐、立、举手的姿势都有统一要求。这种整齐划一的教学形式貌似规范、紧凑，实则缺乏内在感染力。过于追求同一性和规范性的中国式教育不利于活跃学生思维和激活学生的内在活力，不易使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这种文化心理助长了西方人对多样性的追求，造就了以多样性为特征、多元化思想共存的西方教育理念。

“多样性”在西方教育制度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西方学校的教学氛围自然灵活，较少形式主义，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没有太多必须遵守的强制规范和统一要求，在教与学的设计、内容和方式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学生在这种氛围下会感到轻松与自由，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活力，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二、中国教育重持久稳定西方教育重变革创新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催生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求久”观念。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人们提供的时空关系是固定的、静态的，人们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固定的家族中、固定的村落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止的。《易传》所谓“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天长地久”、“根深蒂固长生久视”等都是这种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达。

中国历史文化“求久”、“拒变”的特性压制了国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反映在教育上，就是经世济用的教育观和学术价值观。中西方教育在对待基础知识和教育改革的态度上表现出极大差异。由于要“求久”、“求稳”，中国教育必然特别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调基础知识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基础知识并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可谓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然而与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极不相称的却是我国停滞不前、呆板得令人窒息的教育现状：固守着所谓的经典知识传授牢牢不放，课程设置多年来一成不变，教材内容十几年大同小异……中国人怕变，担心一“变”就会“乱”，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佳行为策略，这使得我国教育界目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遇到了较大阻力，使得中国教育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

与中国文化“安于现状”、“求稳”、“求久”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西方个体文化鼓励独特、有创见，激励和促进个人创造力和潜能的发挥。西方人看中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喜欢新奇且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随时都会弃旧图新。这种喜变、求变、善变的文化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

推动西方教育不断改革、不断向前。

美国教育是西方教育重视创新、力求变革的典型代表。美国教育似乎并不强调基础，甚至被批评基础差。对中美中学生的素质对比显示，我们的唯一强项就是基础好，他们的唯一弱项就是不强调基础；而在创新能力上则刚好相反[2]。强烈的反差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我们基础好却创新少？他们不强调基础却创新多？其实美国教育未必不重视基础，只能说它重视的是不同的基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基础。在过去，如果说知识是基础，基础是知识，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也许比知识更重要。美国教育界顺应历史潮流，看到并及时地把握了这种变化，教育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三、中国教育重权威西方教育重平等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儒家伦理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社会，人人都有其适当的角色和位置，人人都应谨守礼数，否则就是失礼。

传统文化中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上。中国教育传统历来提倡“师道尊严”。教师被认为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被塑造成学生顶礼膜拜、不可平视的对象。中国教育思想中的等级、权威观念，使中国教育必然携带着强制和暴力的色彩。这种教育暴力倾向可以分为外在暴力和内在暴力。外在暴力主要是指对学生的体罚和变相体罚。内在暴力，即思想暴力，主要是指以一元化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为基础的知识专制和文化霸权。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即使不理解、不赞成的结论和观点也必须接受，这对学生来说不啻于一种灵魂上的蹂躏[3]。在这种师道尊严的文化氛围里，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特性、自尊心和自制力逐渐被销蚀，他们变得卑微、盲从、胆怯，缺乏冒险、开拓和创新意识。

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人平等的价值取向。严复在对“中学”和“西学”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平等是西方人权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坚信，每个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平等观念的制约。

追求平等的文化心理折射在教育上，使西方教育呈现出不同于中国的鲜明特质。西方的教育理念认为师生平等，强调建立“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学生的向导和平等交往的伙伴的角色。西方教育观念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质，提高其内在素质，培养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人才。西方学生从来不会屈就教师的权威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们比较敢想、敢说、敢问、敢做，敢于向权威发起挑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

前文没有也不可能囊括中西方教育的全部理念，仅对两种不同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双方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异和中国教育所存在的弊端。然而，中西方教育思想不能简单地说孰是孰非，它们各有特色、各有短长，在许多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国教育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我们应该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反观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的精华，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深入进行教育改革，更快地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出更多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栋梁之才。

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却始于近代。自近代以来，由于公民教育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新崛起，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思潮也纷纷涌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自由主义(Liberalis m)的公民教育思想、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公民教育思想、社群主义(Com munitarianis m)的公民教育思想和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 is m)的公民教育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这4种关于公民教育思想的简要梳理，分析其各自的理论基础，概述其公民教育思想的不同特点，审视其公民教育的理论，以期对中国研究、实施公民教育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弘扬自由，珍视权利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

自由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经历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之后，至18世纪，西方终于从神性奴役的黑暗时代逐步转向人性解放的光明时代，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就成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