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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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须回归常识,绝不能总想搞名堂
【导语】这是《山东教育》原主编毕唐书老师十年前的讲座实录,毕老当年主张“教育要回归常识”,十年之后,却依然需要再次强调。常识,没想到竟然如此高不可攀。
1说在前面的话
今天我把今天讲话的题目定为:教育要回归常识。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经过长期观察,感到1949年以来的教育一直不算正常。我1952年上小学,58年上初中,61年上高中,64年上大学。69年毕业后在聊城教过初中、高中、师范,85年调入《山东教育》杂志社做编辑,一直没有脱离教育。回想起来,49年到现在,政治没有走上正常轨道,教育也一直没有走上正常轨道,集中表现就是“刮风”、搞形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阵风来,前功尽弃;如此反复,难有建树。北大的季羡林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我做了北大几十年的西语系主任,就如同是黑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不断搞改革,今天搞一个名堂,还没开好头,一个新名堂又来了。如此反复,一个领导一个法,下面的思想自然混乱。这话真说到我们的痛处。
政治上,1950年代学苏联,苏联的一切都是好的;58年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60年代反修,苏联又被批得一无是处;文革时代不堪提及;文革之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提是否妥当,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回头想想,只为GDP,也带来许多弊病;正因如此,如今新领导集体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谐调发展。
政治上如此,教育上也是如此,许多当时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如今想来是大笑话。58年搞“教育革命”,教育路线是“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学扩招到了可笑的程度;文革后推荐上大学;改革开放后,教育改革有几项“大举措”:一窝蜂地搞标准化命题;一窝蜂地搞目标教学;一窝蜂地提“人民教育人民办”——这是平度的经验——这种提法把政府对基础教育应负的责任推了出去,使得如今我国的教育投入比例连非洲的乌干达都比不上;后来又搞素质教育,还编出“应试教育”这个词,造成极大的思想混
乱。前不久我读了一篇论述百年中国教育的文章,作者认为,49年之前的五十年,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49年之后则是失败的,到如今,世界先进大学没有了,大师级的人物没有了。
我们的教育一直不正常,在哪里犯了错误?——在教育常识上犯了错误!所以,今天,我要说:教育,要回归常识!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1.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
2.教育教学艺术的关键在于变接受教育为自我教育,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
4.多搞点校本教研,多写点教育叙事。
2立人与立心
第一个问题,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
教育是培养人的,这句话谁也会说,可我问你:“人是什么?怎样才能称其为人?”这点可能很少有人去思考。在农村里,谁不孝顺爹娘,人们会说:“这人没有人味。”那么,人味又是什么?做人要有人性,要有良心,人性良心又是什么?从何而来?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许多美好人性的养成和我们平时的教育密切相关。五年前,我曾经读过一篇《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写的是河南一位姓张的女班主任,现在想起这篇文章来,我还常常忍不住流下泪水。张老师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通讯中仅写了四件小事,第一件写的是她和一位贫困学生的交往。那个学生来自太行山区,家境贫寒。张老师发现他有两个奇怪举动,一是从来不与其他学生一起吃饭,二是洗脸总是到水管接水,洗完后也不擦。天渐渐变冷了,有一天,张老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条崭新的毛巾,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学生激动地哭了,说:“张老师,因为家里穷,我从来没有条毛巾来擦脸,您是第一个发现我不擦脸的老师!我吃不起食堂的饭,只好在吃饭时间忍饿出去。”张老师听了,也很感动,之后就对他多了一份关心。这位同学后来在高考中因意外事件落榜,回到了老家。张老师依
然牵挂着他,盼着他来信,可是,左盼右盼,竟然一封信也没收到,“怎么会事?出什么事了吗?”张老师想。半年过去了,张老师突然收到了来自太行山内的一个大大的邮包,拆开后一看,是厚厚的一沓信,信中说:“老师,我毕业后,每周给您写两封信,但我没有勇气发给您,因为我没有考入大学,给您丢脸了。现在我鼓起勇气把所有的信寄给您。您的恩情,我无法报答,我记得你爱养花,窗台上总摆着几盆花,我惟一的愿望是化成露珠,凝在您的花上!”没有读完,张老师的泪珠便流了下来,如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这是一件小事,但我们可不要小看了这样的小事,它对一个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去年(2004年)发生了马加爵事件,马加爵家里也很穷,他进监狱时,看着自己的狱服,说:“这是我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这样一个贫困生在学校、社会中受尽歧视,不满终于积成仇恨,酿成血案。我想,如果马加爵在人生路上碰到过这样一位像张老师这样的人,他就不至于走上绝路。有些细节看上去离教育很远,实际上与教育息息相关。
第二件事,说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事。张老师让自己班的学生与解放军前线某连队结成对子,通了一年的信,突然一段时间前线没有了回音,几个月后,一个青年军官来到学校,找到同学们说: “我是连队的指导员,你们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们突然不给你们回信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沉痛的消息,在执行某次任务时,全连队的战士们不幸为国捐躯了!”话音未落,全班同学抱头痛哭。张老师说,经过这样一件事,全班同学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还有一位同学,没考上大学,却善于经商,成了大款,有一次回校探望张老师,说:“张老师,中午我留在您这里吃饭,请您为我做当年你常做的青椒炒肉丝,下清汤面吃——我是所谓的大款了,有好饭吃,有好房住,但我感觉最好吃的,还是您炒的青椒肉丝。”于是师生二人一起享受了当年的“美味”。临别时,这位“大款学生”对老师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张老师,我希望您能继续做班主任,能多做一天就多做一天;您多做一天,社会上就多一些有良知的人。”
这几个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却触及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爱,就是一切。”教育首先要立人,立人首先要立心。如果没有爱心,人会比任何一种动物都可怕。有位从纳粹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战后做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那位教师一封信,信中这样写着:
“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我亲眼见到了人类不应见到的情境:毒气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杀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美丽的护士杀害……看到这一切,我疑惑了: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才有其价值……”
真的,不是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他的素质就越高。我们曾经在青岛举行过一次会议,请企业家谈谈职业教育。会前我想,企业家一定会要求学校教好专业技术,没想到他们众口一词:高学历不等与高素质,职业道德最重要!企业家们说,我们提这个目标,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从教训中得来的。
如果我们做教育的反而本末倒置,忽视了这些东西,那就是违背了教育常规。有人会问:不是经济社会吗?在这个社会,谈人性,谈诚信做人,这些还有用吗?我认为不但有用,而且永远有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老板——即使他是靠不正当手段发迹的,当他选人的时候,他首先会选那些做人到位的员工。
我们平时进行德育教育,为什么没有多大效果?如果我们结合生动的例子,如果我们注重这些细节,言传身教,孩子不会不接受。一个人的素质,说起来很虚,但又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行为,比如说话,都要注意,做教育就要从小事做起。素质表现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上;北京某所重点大学的学生去应聘,单位没有组织考试,只是每人给端了一杯水,只有一个女生站起身来道谢,最后单位只录取了这位女生。素质也表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语中;提到说话,就想说说青岛话,“家丑不怕外扬”,青岛人说话毛病太多了。从农民到机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