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关系

专题二：透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主要讨论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由此并进一步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的更彻底：“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常言道：如果做学问不讨论天人关系，那就不能叫做学问。今天我们通过天人关系的学习，可帮助大学生树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大宇宙观念，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即面向“人”，关注人的命运和处境，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思考的重点，并且把道德观与世界观、认识论交织在一起，确立“人道”和“天道”的关系。总体上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天人相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天人相分

这个观点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荀子。荀子是先秦儒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哲学家，他虽然被认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儒，但是，很显然他和孔子、孟子不同，而且在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上地位都不是很高，常常被认为是儒家的歧出，也就是说是一个离经叛道者。譬如说，在人性问题上，儒家的主流是主张人性善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同样在天人关系上，主流的儒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但是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在历史上，荀子的思想曾经在文革时期得到重视，因为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即唯物和唯心的角度来讲，荀子被划分在了唯物主义的阵营，而且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天人相分的观点。

（一）天人各有其职

荀子认为，自然界（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分：自然界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能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治乱；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用规律来控制自然，获得自由。荀子说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礼论》）表明天地万物的生

产发展，绝不是由上帝或者是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的，而是由天地、阴阳交接所引起的；“辨物”和“治人”之类的意识活动只有人类才有，自然界是离开人们的意识活动而独立存在的；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而取消季节，地也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而缩小面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恒常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子特别强调了自然现象的变化不能决定社会的治乱。他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变化，在大禹治水和夏桀统治时期都是一样的，但是大禹能把社会治理的很好，而夏桀时期则造成大乱，可见治乱并不是由天决定的”（“治乱非天也”《天论》）这就有力的驳斥了把国家兴亡、社会治乱归结为“天命”的思想。

（二）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在“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荀子看来，虽然自然界（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为人类造福。他坚决反对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的态度。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意思是说把天看的很高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当作物来制服它；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它的规律来利用它。在这里，荀子肯定了人类具有掌握规律、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

二、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的思想主要是由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提出来的。其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人是仿效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而天是人的“曾祖父”。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从个人的角度看，有些人一遇到阴雨天气就会出现腰酸背疼的现象，特别是身体曾经受过伤的地方，会酸痛的格外厉害，董仲舒说，这是因为上天和人体都有阴阳。在阴雨天气，天的阴气会占上风；人体内的阴气因为与天的阴气同类，就会发生感应。由于感应主要在人体阴气比较集中的腰膝和旧患之处，所以人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当然，“天人感应”的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

灾异或者是祥端来体现它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这集中体现在董仲舒的“谴告”思想上：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天地之间除了那些正常的现象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小的异常称之为“灾”，大的异常称之为“异”。一般的情况是“灾”先出现，“异”随后而来。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和“异”都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他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上天一直关心着人类社会的治理情况，如果人间国家的统治出现了一些小的过失，天就会降下水、旱之类的灾害来“谴告”之；如果“谴告”了人们还不知道改正，天就会降下日蚀、月蚀之类的怪异现象来“惊骇”之；倘若仍然无济于事，就只能说明人类是咎由自取，天将革掉他的命。所以，在董仲舒的体系里，灾异不再是自然的、无意义的现象，而是天意对人间治乱的关心和干预的象征。但是，董仲舒的本意，是要借助上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与警示的作用。

推而广之，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谴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对人间统治的干预是全方位的。而从源头上讲，“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实际是根据人类社会治理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反馈。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

三、天人合一

相比较天人相分，和天人的感应的思想来说，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在儒家思想中，也反映在道家思想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首先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可以说，不论是“三才”还是“四大”，都是把人看作是与天地万物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不仅如此，人还是“天地之心”，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所在。《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董仲舒也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地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春秋繁露·立元神》）张载进一步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