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特点

——以王弼的天人观为例

摘要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问题，它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之为人存在

的依据，为人的生命层次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回答。天人关系的哲学命题可概括为“天人

合一”、“天人感应”与“天人相分”三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国哲学一直遵循的

思想主线，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天人和谐是中国哲学

追求的共同理想，但是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突出的表现为“玄学”，玄学的产生是具体的时代的产物，玄

学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力图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完美统一。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

人物，他的天人观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色彩的天人观有着截然不同的进路，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为后来的天与人的贯通提供了借鉴，也为当时的人们摆脱

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本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首先，介绍天人关系问题的理论背景，先

秦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发展进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人关系的形成必定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其次，着重阐释王弼的天人观，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建立了自己以“无”为主

的哲学体系，用“无”取代了“道”，落实到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崇本息末”、“体用

不二”与“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力图实现儒与道的贯通，他的这种理想成为当时人们的

共同愿望，为后来的竹林玄学与西晋玄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条思路。最后，王弼的天人

观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论证“天人合一”为解决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存危机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支持，也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关键词：天人观玄学自

然与名教贵无论崇本息末

一．引言

哲学关注的是人，力图解决的是关于人的一切问题，包括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继而继续追问，人从哪里来，人又要到哪里去，人的终极目标在哪里，人的生命的意义是

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每个哲学家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对于它们的回答是哲学家们自

身的理论素养与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作为一种在世的存在，他

要面对的基本关系就是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天人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基本关系，对于天人关

系的回答是每个哲学家开启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即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以求

给现实中的人类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它也是让哲学更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哲学的确是解

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哲学中的天人关系无疑为人类改造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由天人观

而开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有着极强的道德实践意义，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也为现实社会的继续发展呈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康德曾提出关于人的三大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能希望什么，由此构成

了他写作三大批判的动机。无论是东方与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致力于实现人与

世界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终极幸福，哲学进路虽不同但大致目标相同。西方走的基本道路

是天人二分的道路，从一开始，西方就以一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来透视这个世界，带着一种

人特有的理性去审视世界，对世界作出解释。从最基本的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到伦理实践

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都表达了一种最基本的主客二分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诉诸于人的理性，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为人的理

性与自由辩护。新康德主义也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区分，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强调人

与自然的二分，人是带有价值目的的存在，而自然是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到了17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更大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区分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休谟这里，留

下了著名的“休谟断头台”也被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人与

自然的二分导致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与“应该”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与价值有着

无法逾越的鸿沟，无法沟通，由此而来道德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人们陷入了另一种恐慌

之中。由休谟这里开始，到摩尔为代表的一些元伦理学家对此问题的探讨，以

及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显示出了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分的思想所造

成的理论危机。到了马克思，为解决休谟遗留下来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历史难题，为人类

道德寻求理论依据，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人的实践放在了突出位置，在

社会实践的角度成功地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为人的伦理道德成功的寻找到了安身之所，但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找到的这条安身立命之所的出发点仍然是依据人与自然二分的视角

进入的，只不过它们在后天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融通。

而透视中国哲学，从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的思路开始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

张人与自然的圆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西方所谓的

“理性危机”，因为从一开始的哲学进路都不同，中国哲学家们力图实现的是天人合一的

大境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心灵人性体悟的层面，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大境界强调

每个个体内心自由自觉的道德自觉意识，从心灵的发源处就意识到我与万物是一体的，万

物与我本来就无二分，以开放的心胸去看待自然的一切，自然的生命的张力与人本身的生

命是同样值得祝贺与赞誉的，由心底而生发的对自然的友好就是这样一种天人观的外在表

现形式。不同的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论证过程是不一样的，儒家就是从“亲亲之仁”开始，由“亲亲”到“仁民”再到“泛爱万物”，以这样一种次第的差等顺序实现了天人合一的

理想。道家则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出发，从“道”的立场出发，以“道法自然”的视角实现

了域中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圆融统一。

本篇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天人关系的视角切入，去探讨特定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

系的具体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秦以后我国持续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玄学的兴起

是其间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玄学之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是值得引人深思的，玄学铸造

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命境界与生活情趣，中国文化的面貌因此焕发生机。王弼

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开启的新的天人关系对于了解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有着积极

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