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文章来源：2008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学术期刊
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
许晓琴
摘要：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文中，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对三部西方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

斯皮瓦克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

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使她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

关键词：“属下/贱民”；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一、批评策略与批评立场
1976年盖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了著名的英文翻译论著, 即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充分体现其对德里达思想的准确把握与研究，由此而蜚声北美理论界。

此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她具有解构色彩的大量批评实践以及有着犀利批评文风的著述生涯。

斯皮瓦克逐渐成为当代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与赛义德、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一起被誉为“后殖民三剑客”。

赛义德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 巴巴的理论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特色，通过模拟、戏仿对殖民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

她的关于属下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丰富了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这使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赛义德，成为继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

斯皮瓦克在理论归属上较为复杂。

她在《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著作中，斯皮瓦克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她自己“有潜在的影响”，并不止一次地称德里达为自己的老师，然而她又一再声明说“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①。

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同样难以确定，一方面她对萨拉•达尼乌斯（Sarah Danius）和斯蒂芬•琼森（Stephen Johnson）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却又对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宣称，“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②。

同时，在她的著述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多种理论和方法被“嫁接”、整合的痕迹。

在批评实践
作者简介：许晓琴，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07年度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SA068）。

中，斯皮瓦克不断变换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理论方法灵活多变，她总是“拒绝在排斥其他学派的前提下信奉任何一种批评学派或文化/政治的主导叙述方法”③。

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体的分析立场”④的情况下从事批评。

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相比,斯皮瓦克的理论明显存在“片断性”而缺乏体系性的缺陷，因而她的后殖民批评也被认为是“最难捉摸、最为复杂”⑤和最具争议性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斯皮瓦克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视角，将女性（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女性（性别）的视角进行富有洞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因此“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⑥。

而这恰恰是赛义德的缺陷和盲点，正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东方学》还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基本上仍停留在一个男性/男性主义概念的视野范围内”⑦。

尽管斯皮瓦克的理论方法多样，批评立场灵活,但通过分析考察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实践,不难看出其理论批评有着浓厚的解构主义的底蕴和明显的解构主义的批评色彩，因此斯皮瓦克的批评往往又被称为解构批评。

二、“属下”研究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作为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的批评大多是围绕女性而展开的。

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她总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关注“贱民”/“属下”(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

“贱民”/“属下”一词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葛兰西的原意是指农村劳动力和无产阶级，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对“属下”概念进行了扩展和引申，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

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贱民”用来指那些没有自己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

“属下”身份和“贱民”地位使妇女们的境况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1月18日》中描述1848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农民一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

”⑧“属下”/“贱民” 尤其是指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她们是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 群体。

于是，斯皮瓦克将葛兰西有关“贱民”/“属下”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主题是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帝国的霸权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同时，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揭露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扭曲和丑化。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成为她的后殖民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贱民能否发言”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话题，也是“贯穿她书写生涯的一条主线”⑨。

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属下能说话吗?》（又译为《贱民能否发言？》论文中。

1985年,斯皮瓦克发表了“属下能说话吗?关于寡妇自焚的思考”⑩的论文。

1988年又发表了长篇论文“属下能说话吗?”○11。

斯皮瓦克将“贱民”的命题用来研究印度边缘群体——“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的处境。

斯皮瓦克以1929年被英国废止的印度寡妇自焚(sati)为例,对印度古老习俗——寡妇殉身进行分析。

斯皮瓦克的观点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主要表现在对寡妇一词的翻译的“讹
误”之中。

寡妇殉身是指印度宗法制社会的一种礼教仪式，丈夫死后妻子要登上亡夫祭坛进行自焚。

梵语“寡妇”一词的传统写法是“sati”,而早期英国殖民者却将其译为“suttee”。

“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忠诚的”自焚殉夫的仪式的意思。

斯皮瓦克指出，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语言误译或改写显现出“男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结构”○12，而且是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霸权最生动的注解和例证。

对此,斯皮瓦克进一步分析指出,“白人,在试图从褐色男人手中拯救褐色女人时,通过在话语实践中绝对地把好妻子与在丈夫的火葬堆上的殉身认同”,这无疑是给予印度妇女尤其是寡妇以一种话语控制,实质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13。

斯皮瓦克认为在印度这个前殖民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总是与阶级压迫和性别压抑胶着在一起，女性因此成为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

女性在夫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扼制下,成为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书写欲望与意义的文本。

印度本土传统观念也认为,女人在丈夫去世时只有自焚为丈夫殉身的女性才能得到超升，否则其肉身就将在生死轮回中永远不得解脱。

斯皮瓦克对印度本土在“寡妇殉身”习俗所表现出宗教施予的精神统治与胁迫性，以及男权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斯皮瓦克认为，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中的女性都被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贱民烙印,在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建构下,妇女群体成为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

她尖锐指出，“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

”○14斯皮瓦克指出,作为殖民地的底层妇女(属下妇女)的“他者”,“受到双重的掩盖”,“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

问题不在于女性对叛乱的参与,或性别劳动分工的基本规则,这二者都‘有据可查’。

相反,既作为殖民主义历史编撰的客体,同时又作为叛乱的主体,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

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15。

在这样的境况下斯皮瓦克提出了质疑和诘问“属下能说话吗?”，斯皮瓦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结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16。

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担当起为她们说话和呐喊的责任。

斯皮瓦克从性别的视角, 进一步对经济和阶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革进行批评和分析,并对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女性贱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斯皮瓦克的贱民研究揭示了贱民沉默的历史事实，展现出历史再现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并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完成其批评主题诉求。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17这篇论文中。

斯皮瓦克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伦理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这也正是斯皮瓦克对后殖民批评的贡献之一。

在《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中, 斯皮瓦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经典,对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作品《简·爱》(Jane Eyre)、20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女作家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以及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三个女性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对这些文本作出全新的阐释。

《简·爱》是一部历来“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18,这部西方经典一直被看作是妇女个人奋斗的历程。

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简·爱》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整部作品以自叙形式写成，小说主要描写了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

在简·爱的内心世界里，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无关，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它表现了一种理想的爱情，它超越一切等级、美貌和财富等外在因素,追求灵肉一致的两性精神之爱。

简·爱和罗切斯特经过重重阻力苦难,摆脱罗切斯特前在的与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婚姻的束缚,终于结合在一起。

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是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

在漫长的岁月里,简·爱这个相貌平平而充满独立意识的女性,可以说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桑德拉·M·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从这部作品中却读出了不同的含义。

她们的著述《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重新书写了一部受压抑的女性文学的历史，她们把伯莎当作简·爱的镜子，并以此探讨小说文本本身的权力关系。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将“疯女人”伯莎•梅森 ( Bertha Mason)看成是白人妇女简·爱的黑暗化身（Jane’s dark double），是简·爱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隐秘的疯狂的本我。

伯莎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简的所思所想, 伯莎代表着最真实的、最阴暗的简·爱的另一面。

吉尔伯特和古芭有意无意地探询双重心理,将疯女人梅森解读为一个女性的两面, 一个代表社会可以接受的或传统人格, 另一个代表将自由具体化的、无拘无束的、有罪的本我。

疯女人是简·爱的另一面, 同时也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它寄寓着对男权社会对女性作家创造力的贬损的回应和抨击，寄寓着向父权挑战的作者本身。

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这种解读不同凡响，受到评论界格外的关注。

斯皮瓦克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解读和鲜明的观点。

斯皮瓦克认为，《简·爱》是一部充斥着帝国主义理念的白人女权主义叙事文本。

她指出，“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20。

在她看来，19世纪英国文学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充斥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观念,它往往对“贱民”妇女进行边缘化、非人化的处理。

斯皮瓦克认为，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对疯女人梅森的描写和形象塑造上进行了妖魔化处理：“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跪着。

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爬行、嘶叫、抓扯,嗥叫着，像马鬃一般蓬乱的深灰色的头发遮着头和脸”○21。

斯皮瓦克则指出，伯莎·梅森这一人物是“根据帝国主义原则制造出来的形象”，“通过伯莎·梅森这个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勃朗特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

”○22斯皮瓦克认为,梅森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女人，在帝国主义话语场中被作为“疯女人”来书写，这种对梅森进行非人化的描写,是作者的帝国意识及“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作用下的产物和结果,是欧洲人对这个牙买加人——“尚未人类化的他者”○23的一种充斥着种族偏见的描写，这种帝国偏见也正是小说的叙事动力。

斯皮瓦克指出，“《简·爱》情节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家庭/反家庭的二元组合达到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在小说的叙述中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变成了合法婚姻家庭的一员，“以小说的叙事能力言之，简何以从反家庭成员变成合法的家庭成员的呢？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小说提供了有效的‘话
语场域” ○24。

而这个话语场域(discoursive field),正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25这一殖民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符号系统和文化历史语境。

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帝国主义构成了所有小说的话语场域。

出生在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的英籍女作家琼·里斯年轻时就读过《简·爱》,深为伯莎•梅森的身世所触动, 因此对“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个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要对她进行重新书写，并下定决心“要为她写出生命来”○26。

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根据自己对疯女人出生的社会环境——19世纪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地的亲身了解,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改写了夏绿蒂·勃朗特的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这个角色，于是在《藻海无边》小说中梅森以女主人公的身份重新出场。

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

按照英国法律,她把3万英镑陪嫁全部归到罗彻斯特名下。

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情。

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

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

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

里斯将女主人公安托内特（梅森）的身世经历进行了历史化和地域化的处理。

斯皮瓦克肯定了里斯对伯莎•梅森的命运所进行的对抗性处理,但她坚持认为,西方的帝国话语以及殖民主义的现实是不允许边缘阶层发言的。

在斯皮瓦克犀利的批评眼光中，《藻海无边》暗示了“即使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隐秘的事情,也可能由帝国主义政治来决定”○27，它仍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政治伦理的浸染。

而且，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阶级以及种族背景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琼·里斯对梅森（安托内特）的重写自觉不自觉地与殖民话语形成了既抵制又认同的双重关系。

然而，斯皮瓦克的阅读存在着矛盾和悖论的地方，正如苏珊·梅尔(Susan Meyer)指出的那样,“斯皮瓦克是根据她批评论辩的需要来转换和决定的身份的。

当她对《简·爱》中白种女人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进行批判时,伯莎•梅森的身份是土著人，当其批判《藻海无边》中对土著声音的压制时,安托内特（伯莎）又变成了克里奥耳白人。

”○28尽管如此，作为后殖民理论家与女权主义者的斯皮瓦克，与赛义德一样将现代小说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揭示了女性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关联。

对于《藻海无边》这部小说文本, 斯皮瓦克尖锐地指出，琼·里斯“从克里奥耳白人而不是从土著人的利益出发,重写了欧洲小说传统框架中的一部英文经典”○29。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于1797年出生在伦敦，1816年嫁给了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创作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Frankerstein，1818）是她的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

在这部小说里，玛丽·雪莱利用倒叙的手法让主人公弗兰肯斯坦痛苦地回忆了在他身边接连发生的不幸。

痴迷于科学的弗兰肯斯坦在实验室中用所谓科学原则创造了一个怪物。

怪物原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因其丑陋恐怖的相貌，使得所有人都拒绝他、远离他，不为人类社会所容。

怪物向往爱情和幸福，他请求科学家再给他造一个同类，却遭到了拒绝。

在饱尝了孤独、悲苦和辛酸后，他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最后与他的创造者一起同归于尽。

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部有早期女权思想但是现在仍然充满神秘色彩的小说”，其原因是“它没有用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语言来创作。

”
○
30斯皮瓦克分析说，“在这部充满说教的小说里，玛丽·雪莱主张，社会工程不应该以纯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基础。

这是她对工程化社会之功利主义幻想含蓄的批评”○31。

斯皮瓦克十分关注玛丽·雪莱故事第一部分里塑造的三个人物，她认为“这三个人似乎代表了康德关于人的主体建构三部分的思想。

弗兰肯斯坦代表理论理性或‘自然哲学’的力量，享利-克拉瓦代表实践理性或‘事物的道德关系’的力量，伊丽莎白-拉文萨代表审美判断——‘诗人梦幻般的创造力’。

按照康德的理论，‘审美判断力是联结自然概念王国和自由概念领域与自由概念领域的中介……它促进了道德情感的形成’”○32。

斯皮瓦克认为玛丽·雪莱“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康德式的寓言。

”○33她进一步分析指出，《弗兰肯斯坦》“在不经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国主义情感”○34。

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解读中, 《简·爱》、《藻海无边》和《弗兰肯斯坦》这三个文本在人物塑造上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殖民主义叙事的倾向性，使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权力话语形成共谋关系。

《弗兰肯斯坦》里的莎菲，与《藻海无边》中的安托内特/伯莎一样，处在两种背景之中，两种观念之中。

这里使我们看到安托内特/伯莎形象在帝国主义文学中的普遍性，同时也显出了这一形象的多重向度。

处在两种背景、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冲突之中，是这两个人物的共性。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斯皮瓦克指出：“我现在想进一步推进一个论点,并做一番对比。

后殖民作家的任务,也即那些由历史在实际上产生出来的殖民地女性公民的后裔，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在《弗兰根斯坦》中强有力地展现出来的特殊的主—仆关系。

”○35而对于女权主义斯皮瓦克作了这样的阐述,“……存在于都市社会关系和机构内的女权主义具有一种与19世纪欧洲的不断向上活动的资产阶级文化政治中为个人主义而奋斗有着关联的东西。

因此,即使我们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对普遍性或学术客观性所作的具有男性主义的真理诉求的修辞性错误,我们也只好去实行建构一种全球姐妹关系的真理的说谎行为”○36。

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赛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通过后结构主义迂回曲折地解构和重述西方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受到福柯等人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即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致力于对帝国与殖民的霸权和男性霸权的解构,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它主要侧重于从话语层面尤其是文本层面反对对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与阐释中的权力关系。

正如后殖民女权主义学者莫汉蒂所指出的:“通过不同再现话语(科学的、文学的、法律的、语言学的、电影的)来建构的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复合他者之女性——同作为她们自身集体历史的真实的、物质的主体之女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女性主义学术实践力图提出的关键问题之一”○37。

斯皮瓦克以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所进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进一步扩展了阅读政治的视野。

斯皮瓦克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她的理论在女性主义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称为“学院派女性主义者”○38，而她的著述也被认为是“后殖民形式文化批评最有分量、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之一”○39。

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使她成为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