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

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资产专用性的经济学分析。

资产专用性概念

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他提出了“交易费用”（ransaction Costs，又称“交易成本”）这一革命性的概念。科斯解释了企业的“存在性命题”，同时，他还试图解答企业的边界问题，即企业应当扩张到何种程度才会停下来，构成一种均衡？他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其大意是，企业的确可以节约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但这是外部交易费用，而企业扩张之时，它会形成层级，会有科层组织上的信息传递和缺失，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产生内部交易费用。所以，这种费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会停下来，权衡一下外部边际交易费用和内部边际交易费用的大小问题，由此，企业的边界就出现了。

威廉姆森详细分析了企业科层，他的贡献可以用塔脱夫肉商的故事来作注脚。塔脱夫肉商是一个卖新鲜肉的专业商家，鲜肉离不开冻箱保存，冻箱几乎是鲜肉买卖的“生存线”。由于鲜肉对冻箱形成了“依赖关系”，因而威廉姆森将其定义为“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一旦形成了这种“依附关系”，冻箱服务提供商就会时不时欺负肉商，例如提高租金，威廉姆森将这种类似“敲竹杠”的行为称之为“机会主义”。而鲜肉商在焦虑中惶惶度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积蓄资金开办冻箱业务，或去市场兼并类似的冻箱企业，摆脱原来的“资产专用性”威胁，而威廉姆森则将这种做法称为“纵向一体化”。

“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机会主义”成为威廉姆森贡献给新制度经济学的词汇，而这些行为的机制跟科斯所揭示的企业边界是相同的，都是将“外部风险内部化”，将组织以外的不可测因素“内部消化”。威廉姆森将问题的核心放到了“资产专用性”上，强化了生产中的资本相互依赖关系。塔脱夫肉商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资产专用性”以及衍生的“机会主义”：一种是前述的“纵向一体化”，让“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让组织内部行政化取代市场交易的风险性。还有一种方法是，同冻箱商建立一种长期稳固的契约，即“契约关系的长期化”。在这种长期约定的框架下，让冻箱商做出承诺，不随便“敲竹杠”。随后，威廉姆森又简化了自己的观点，他将“纵向一体化”的行为也看作是一种“长期契约”，因为相对市场交易的缔结稳固，“纵向一体化”将交易对手变成了雇员，同雇员签订的合同长期性肯定超过了诡异而多变的市场交易。

毫无疑问，当威廉姆森将科斯的企业理论转化为稳定的契约理论，他开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游走。比如，他将契约的长短问题变成“资产专用性”的程度问题，如果鲜肉商对冻箱保存业务的依赖非常高，而对火车长途运输业务的依赖则没有那么高，那么后者的“资产专用性”级别就没有前者高，而“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高，这就越需要建立一种持久、稳定的契约关系。这也可映射到企业人力资本领域。现代企业核心部门的骨干大多能获得企业的股权，那是因为他们的“资产专用性”很高，企业希望通过“金手铐”的方式来“安定”他们，形成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

但这是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呢？内部化产生的稳定契约也会形成另外的交易费用。再以塔脱夫肉商为例，在没有“纵向一体化”前，塔脱夫肉商从冻箱提供者那里获得服务，就像亚当.斯密所言，双方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由此产生市场交易并确定竞争性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彼此都对自己负责。当塔脱夫肉商兼并了冻箱提供商，塔脱夫肉商要雇佣冻箱提供商来管理冻箱，冻箱不再是管理人的，而是塔脱夫肉商的。当一个人管理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很难像管理属于自己的资产那样“卖力”，即无法像过去进行市场交易那样对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肉商则通过监督来控制冻箱管理人，但这

种监督必定是不充分的，肉商可以让冻箱管理人多“冻”一些肉，但是冻箱管理人可能不会爱护设备。

显然，威廉姆森的思路自然又“黏合”上迈克尔.詹森（Michael C.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kling)开辟的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这使一个伪装型的管理学问题变成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后者则催生了企业治理结构理论。

“月亮树梢影下工作的人”

塔脱夫肉商从被“敲竹杠”的境地变成了雇主的位置，冻箱提供商成了冻箱管理人，新的博弈上演。由于肉商在监督问题上不可能让冻箱管理者视同“己有”，肉商在和冻箱管理人签订合同的时候，不可能杜绝冻箱管理人的“偷懒”、“卸责”、“故意浪费”或者偷偷冰冻自家水果之类的利己行为，因此这个合同是不完美、不完全的。

如果说委托代理理论是解决肉商的“如何监督”的问题，那么“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contracting theory/GHM model)就是强调权利再分配的问题。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在于，是否愿意改变原先的产权结构。根据前者，肉商可以拍拍冻箱管理人的肩头说，“老弟，肉冻得不错，如果你能将冻箱的电费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我就给你奖金。”根据后者，肉商对冻箱管理人说：“老弟，肉冻得还凑合，如果你能好好干，冻箱用了五年之后，我就送给你。”这其实引发了不同的激励方式。

重要的是，请不要狭窄地理解这种不完全性，似乎都归咎于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似乎都是冻箱管理人，而不是肉商的问题。当存在资本市场的时候，委托人也会有机会主义，对于肉商来说，他知道冻箱业务存在内部人控制，他已经理解了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局势，他可以在资本市场选择有利的时机将其整体出售，而冻箱管理人则知道股东（肉商）会“出卖”（因为出售也许会导致经营层的换血），那么他在运作冻箱业务的时候，既要获得一个极其有利的薪酬价格，同时也要尽可能地规避股东控制，使资源流向自己喜欢的项目或者带来私利的项目上。现在华尔街高管的天价薪酬和卸责问题，其实就属于这一问题。

威廉姆森不像另一个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那样，过度在“不完全契约”上下工夫，他只不过用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资产专用性”问题来构造公司治理。以肉商为例，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是这样的：肉商雇佣了养猪户、杀猪户、分销者……这是一个团队生产的概念，肉商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形成企业，同时支付报酬（例如工资、原料成本）给这些生产要素，当支付完所有的要素报酬，剩余就是肉商自己的，阿门.阿尔钦（ArmenAlchian）、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将这种权利称为“剩余索取权”。

就像科斯的发问一样，威廉姆森也同样发问:“为什么肉商有资格获得剩余索取权呢？”回到“资产专用性”这一问题上来，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很多因素没有考虑到，所以总存在对“资产专用性”的“敲竹杠”行为，而为了消弭它，则需要支付交易费用，所以一定存在一种方式来消弭“资产专用性”导致的交易费用过度上升问题。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由交易环境（交易次数、不确定性）、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的，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就一定要引入官僚主义进行行政控制，而这种控制是无法用边际回报来测算的。于是，威廉姆森推出一个原则：在企业内部，无法测算其工作回报的人成为监督者是最有利的，简单地说，“就是在月亮树梢影下工作的人应当监督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的人”，那么在产权结构上，应当让那些在“月亮树梢影下工作的人”优先获得（部分）产权。

这一原则的推导，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对公司产权结构的认知，它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500强企业的CEO会有天价收入和薪酬，薪酬是基层员工的几千倍。不是CEO非常具有创造力，值这个价格，而是他的工作无法量化监督，同时他的权力又非常大，那么天价薪酬的含义不是激励CEO智慧地开疆辟土，而是希望他不要故意犯错，因为他犯错导致的损失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