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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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

”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说法。

“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处于人生困境，思想情志受到磨砺，幽愤不平之气郁积于心，而后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

这一命题是对文学创作本源的探究，与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它们互相补充，共同建构了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是有合理性的。

南北朝时期的庾信，他在梁朝时任职东宫，所作诗赋主要是供君主消遣娱乐，因此多是奉和、应制之作，思想内容轻浅单薄，宫廷趣味浓厚。

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使他难以表达个人的信念和情操，只能在声律、词藻上下功夫，形成了著名的“徐庾体”，庾信前期对诗歌形式上多方面的探索，为其积累了美感形式与美感内容上的经验，这些经验与其后期由南入北，滞留长安的生活经历融为一体，使其诗歌在精妍的艺术技巧基础上融入感时伤变、魂牵故国和叹恨羁旅，忧嗟身世的乡关之思，内容丰富，笔劲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高度。

庾信汲取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北朝文学的浑瀚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并丰富了诗歌审美意境，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准备。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评价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咏怀古迹》中评其“暮年诗赋动江关。

”指的都是他后期的作品。

如果庾信没有后期国家沦落、被迫仕北的特殊境遇，他是很难有今天“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文学史地位的。

鲍照出身寒微，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

然而在残酷的门阀制度下，士族大家垄断上层社会。

鲍照从入仕便一直沉沦下潦，有志难伸，抑郁不平。

锺嵘说他“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正是这不幸的身世遭际，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

鲍照生活在五言盛行的时代，而七言较五言更能胜任纵横捭阖，淋漓恣肆的表达。

七言的这种文体优势恰恰适合于抒发鲍照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

因而鲍照善用七言古体诗来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将曹丕《燕歌行》的逐句押韵变为隔句押韵，变一韵到底为灵活转韵，七言古体诗在鲍照手里达到成熟。

在内容上，鲍照无论是写游子思妇还是边塞战争、征夫戍卒，都离不开个人仕途失意的愤懑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一改当时士家大族所垄断的文坛绮靡风气，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健之风。

“穷而后工”的说法不仅适用于诗人。

即使不是诗人行当出身的人，受现实所感，心中郁积一股不平之气，发而为诗，为词，也能成就千古不朽的篇章。

抗金名将岳飞便是如此。

那首“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满江红》至今读来仍能使人感受到岳飞的壮志豪情。

另外，除就作家个人来说，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创作风气的转变也能反映“穷”对诗“工”的影响。

宋代南渡词人前半生都是在徽宗朝畸形繁荣的社会中度过的，优裕的生活，享乐的心理，以及艳体的词体观念，使他们的词风呈现出婉媚轻艳的特点。

靖康之难后，民族的屈辱、残破的河山和词人们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风格，悲愤激切，忧患苦闷成为南渡词人的新主题。

李清照，辛弃疾词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后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词的典雅之风又重新回归。

穷是一种困厄，一种坎坷。

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由穷而引出郁积深厚的情感，使作家不得不发，推动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样的作品因其深切感人的力量而牵动读者的心绪，从而成为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