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家教思想与实践(下)

5.2 唐太宗李世民的家教（下）

我们上一次讲了李世民教子的三个方法，今天接着讲第四个方法，也就是李世民注重在为政实践中对诸子进行磨炼。帝王之子最缺乏的是对人间疾苦的了解和为政实践的磨炼。为此，李世民要求王子的老师们多向太子说百姓问利害之事，他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官，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你们对太子进行辅导，就要经常对他讲一些百姓生活的各种不易。我18岁的时候，还生活在民间，非常了解百姓的艰难和困苦。等到我坐上了王位，每当处理政事的时候，依然会出现偏差，由于得到大臣们的谏诤，才有所醒悟。如果没有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直言进谏，我怎么能够为百姓做好事情呢？何况太子从小就生活在深宫之中，对百姓的困苦看不见，也听不到。

正是有鉴于此，李世民还常设法让子弟参与到政务之中，以便能在实践中得到磨炼。李治立为太子后，“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李世民晚年还经常命令李治代为处理国事、军事和一些突发事件等，目的是培养他的行政能力。对其他诸子也都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他们负责处理地方政务。

晚年的李世民鉴于自己之前选定太子李承乾最终败亡的教训，更加重视对李治的教育，亲自撰写《帝范》12篇赐于李治，内容是讲做皇帝的规范，以及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道理。《帝范》是我国第一部帝王教子为政的专著。《帝范》12篇大体每两篇为一个单元，阐明一个主张。《君体篇》中，讲述作为帝王应有的人格力量和应遵循的原则，即人君应志量广大，涵容万物，还应心地平正，客观地决断，善于恩威并用，模范地实践伦理道德规范，竭尽全力以行德义。

《建亲篇》提出分封诸王的原则。李世民指出，天下至大，不可以独治；帝位至重，不可由皇帝独揽，因而必须与人共守。他认为，分封搞得好，可以使诸王与中央政权安危同力，互相扶持，杜绝兼并和叛逆之事。

《求贤篇》强调，一个国家要得到匡正辅佐，没忠良之臣是不行的，就像船要渡海必须借助船浆之力，鸟要高飞必须凭借羽翼之功一样。因此，明君必须旁

求俊义，博搜英贤。李世民指出，选才的标准只能是才，不能掺杂以势利的目光。他举例说，古代的伊尹是有莘国的“媵臣”，即诸侯嫁女时的随行大夫，姜太公原先是钓于渭水的穷困老人，管仲曾入过狱，韩信曾过着流亡生活。但商汤、周文王、齐桓公、汉高祖并没因他们的地位低下而不用。所以，对人才应“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李世民还强调，对于明君来说，国家的最大财富不是珠宝黄金，而是人才。作为一个帝王，能如此重视人才，是难能而可贵的。李世民之所以能拥有像魏征、杜如晦、房玄龄等一批得力大臣，完成统一大业，形成海内清明的“贞观之治”，成为一代明君，是与他的这种人才观是有密切关系的。

《审官篇》中，提出了两条用人原则。第一，要各尽其才，用其所长。第二，用人要得当，既不可大材小用，也不可小材大用。

《纳谏篇》中集中体现了他善于纳谏的特点。该篇首先提出，帝王为什么必须虚心纳谏呢？因为帝王深居宫中，高高在上，与外界隔绝，信息不灵，恐怕有过失而自己并不知道，有缺点而不能改正，所以向商鞅一样设榜木让臣下进谏，希望听到忠正之言。纳谏与选贤一样，不要考虑对方的地位高低，只要是正确的话都要听，纳谏也不必考虑对方进言的方式方法，即：“其议可观，不责其辨；其理可用，不责其文。”（《唐太宗集》）这也就是说，只要大臣的建议是合理的，一定不要去责难他是以什么方式提出的。只要大臣的道理是可以被采纳的，那就不要去在乎他的文辞是否恰当。

在《去谗篇》中，李世民形象地描绘了工于阿谀奉承、颠倒黑白、争名夺利的谗佞之徒的丑态，由于谗佞之徒的蒙蔽，君主不知自己的过失，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也正由于他们的挑拨和陷害，帝王父子反目成仇，正直之士横遭残害。无数事实证明：“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

《戒盈篇》提出如果皇帝好飞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必然加重徭役，加重徭役必然人力衰竭，农商废弛。如果皇帝好高楼深池、珠玉珍玩，必然加重赋敛，使民财匮而饥寒生。乱世之主总是极其骄夺，恣其嗜欲，使百姓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崇俭篇》进一步指出：“圣代之君，存乎节俭。”他们富有天下，但守之以约，舟车不饰，衣服无彩，肉汁不用调味品。他们并非讨厌荣华和美味，而是为居以淡薄，希望为普通之下提供一个示范。故盛世风俗淳朴，尽人皆贤。最后，

李世民告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李世民如此反复教育太子从俭节欲，是有鉴于隋亡的教训，力图通过自身的俭和静，减少对百姓的剥削，使之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赏罚篇》强调皇帝的教令要适度。皇帝统治天下百姓，主要靠赏罚作导向，但赏罚要公正，不能诊杂个人的好恶恩怨。

《务农篇》阐述了我国历来的重农思想，强调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谴责那些弃农求利的现象，主张禁绝浮华，劝课农桑，使人还其本。同时又指出，劝农桑不能光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归根结底要靠君主本人的朴素生活的示范。如果人君自己骄奢淫逸，又劝别人去务农，就会适得其反。

《阅武篇》阐述作者的军事思想，指出好战与忘战都将招致失败，正确的态度是：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要全民讲武，但农民习武要利用农闲空隙，以不违农时；同时要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他还提出，武备主要用于威慑作用，以保卫国家的安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崇文篇》则指出文化教育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唐太宗集》）文教可以宣传政教，训诲庶民，所以天下安定了，就须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总之，文武二道一张一弛，递为国用，不可偏废。

李世民深刻总结了帝王家教的经验教训，形成以防骄奢、培养统治者素质为主的家教思想，运用当时各种可行的方法，多方面地培养熏陶太子等，其家教思想和实践达到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难以企及的水平。他所撰写的《帝范》是帝王的《颜氏家训》，对后世皇帝的教子为政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