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寻根文学_与_文化寻根_新论

“寻根文学”与“文化寻根”新论

□李运抟

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显然是文化意识最为

觉醒、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的一个文学时代。而回顾新时期文学显示

的文化景观,“寻根文学”则又是其间一个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现

象。所谓“寻根文学”,事实上就是“寻文化之根”的文学。

然而关于“寻根文学”的认识与评价,今天看来却有不少需要

重新认识的地方。我认为,应当将它放在迄今为止的新时期整体文

化背景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运作中来理解与评价。也就是应在一

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背景中来重新审察这一重要的文学

景观。

一、“寻根文学”及其时间跨度

重新认识“寻根文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研究对象

的确认。这种确认包括两层相互关联的意思:一是所谓“寻根文

学”究竟指什么样的文学。这是对创作共性特征的确认。二是它旗

号下的作品构成情况。这是对创作范围的总体划归。

解答什么是“寻根文学”,自然要从称谓的产生说起。按通常说

法,“寻根文学”旗帜的公开亮相,是以韩少功发表在1985年4月

号《作家》上的《文学的“根”》为标志。在这篇后来被公认为是“寻根

文学”的宣言以及另篇文章《关于文学“寻根”的对话》①中,韩少功

主要表达了三个互为联系的观点:一是“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

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二是文学的“寻

根”,只是“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三是面对有“深

厚精神”的“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

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简言之就是,理当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

中国文学也应该使这种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光彩。如果

说“寻根文学”正是由于韩的宣言而获得称号,那么围绕它的有关

文化观念的解释中,韩少功的说法则只是一家之言。不过由此已可

大体确认“寻根文学”的所指。联系“寻根文学”常指的80年代中期前后那批文化色彩比较浓厚、文化意味比较强烈的小说来看,所谓“寻根文学”,无非是指重在开掘、表现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至于如何开掘、表现和反观,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是否能“重铸和镀亮”,就并无一定之规。说起来“寻根文学”也是一种较笼统的界定。因为这些大体可以称为“文化小说”的作品,对“文化之根”的理解与表现也是五花八门。

那么,究竟哪些作品可以归为“寻根文学”呢?

众所周知,韩少功文章是一石激浪,引发了80年代中后期那场关于“寻根文学”的争论。也就是在这场不亦乐乎的争论中,人们才发现其前与其时的好多小说其实都在“寻根”,也都是能叫做“寻根文学”的。于是,汪曾祺的乡土文化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乡人》、《故里三陈》等,便首当其冲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先声。汪老的这些带回忆性质的作品,也确实是与中国的“文化之根”紧紧缠绕一起。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贾平凹的“商州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小说”,当然也跑不了。至于像钟阿城、郑万隆、郑义、王安忆、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的指向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色彩较浓的作品,也便一古脑儿被划归其间了。韩少功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和短篇小说《蓝盖子》、《归去来》等,当然是直接体现“寻根文学”理论宣言的实践之作。按照前面所说“寻根文学”在文化方面的大体要求,上述作品归入“寻根文学”之内是完全可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唇枪舌剑的争论过后,就再无人关注这类创作现实了。哪怕后来出现了再地道再突出的“寻根文学”作品,人们虽也会注意也会评价,却是再也不从或极少从“寻根文学”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了。

这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其实是批评界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一大证明。当然也是一大毛病。对一种有相关特征或相似性的创作现象和创作走向,理论不仅需要及时发现和及时研究,而且还需要跟踪其发展。由此来看“寻根文学”,它决不是只存在于它成为热门话题的那几年,而是一直在发展着。这就是说,以往对“寻根文学”存在的时间跨度的划分,即认为它只是80年代中期前后数年的一种创作现象,显然不符创作实际情况。

毫无疑问,“寻根文学”创作的时间跨度要重新认识。就已有情况看,重在反观民族传统文化而企盼文化新生的“寻根文学”,在引发轰动效应之后一直

未有停歇而在继续。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像苏童不同凡响的中篇《妻妾成群》及其长篇《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如杨争光三个出色中篇《赌徒》、《黑风景》和《棺材铺》,我以为便是很不错的“寻根文学”作品。如果说“寻根文学”的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决不应当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与沉迷,而应是入乎其间又出乎其外的观照、选择与扬弃,那么苏童和杨争光的上述文化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与“文化之根”的关系就是入乎其内以后又能出乎其外,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至于陈忠实意欲展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白鹿原》,回族作家张承志追根溯源回族文化历史并对其教派“哲合忍耶”文化精神予以歌颂的《心灵史》,张炜充满人文理想主义也是思考文化的《融入野地》和《九月寓言》,王小波以古今三个时代为不同文化背景而又穿越时空叠映古今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不管它们的作者出于何种文化观念和怀抱着何等文化情怀,单从作品厚重显现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叩问与解剖来看,它们也完全可以说是“寻根文学”。

其实,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也可以划归“寻根文学”。关于这本“词典小说”的创作意图,作者曾说: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日渐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了那个时代,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②因此这本探索之作,不仅显示了作者从语言进入文化并以语言形式保存具有象征性的“马桥文化”的意图,而且当年作者在那篇“寻根文学”宣言中所表达的“文化寻根”的意识,于《马桥词典》也非常明显。作者以“词典”形式描述和解释“马桥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以现代意识对既是地域的也是民族传统的“马桥文化”进行了一次寻根溯源的追寻和解剖。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所以没有成为文学的匆匆过客,和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状态有密切关系。当十年文化浩劫以其粗暴和专横大大教训了中国人一番之后,当人们发现许多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或多或少其实都和本土传统文化有关时,当打开国门使多种异国文化传播进来而形成文化碰撞并带来文化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