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于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制

度症结的比较研究

中国目前和未来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城镇失业严重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看，据经济普查，２００４年对乡镇企业缩水后的中国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为５９∶２１∶２０，此就业结构为日本１９１５年时的水平，韩国１９６５年左右水平，中国台湾１９５５年水平。按照２００４年人均ＧＤＰ水平和ＧＤＰ的三次产业结构衡量，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偏差：农业劳动力高１５％～２０％，工业低６％～９％，服务业低８％～１２％。不包括在城镇务工的１．１亿万农民工，农业产业中还剩余１．５亿劳动力。从城镇就业形势来看，如果按照１９９０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推算，２００５年城镇人口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１７．７４％。由于人口动态规模巨大，今后５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劳动力、消化往年失业等四大就业压力，需要每年平均提供２４００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每年劳动力就业缺口将达９００～１１００万，２０１０年时，将在城镇积累１亿左右的失业劳动力。而从分配差距来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专家们的结论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达到被认为容易发生潜在社会动乱的０．４５，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

面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剩余、城镇失业严重和社会分配不公，学术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但是，作者认为，需要探讨的是，

为什么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就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村隐性失业程度低，没有发生严重的城镇失业问题，并且收入分配差距拉得不是太大，而拉丁美洲和中国在其结构转型过程中，农村隐性失业程度高，城镇失业人口规模很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由此而贫富差距较大？症结在于：后者有关工业化战略、制度安排和供给与劳动力需要转移和就业的有关制度需求，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些战略取向、制度和政策实际是一种阻碍就业结构转型和就业容量扩大，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逆向安排。

一、大企业主要吸收劳动力和农业容纳就业的幻觉和战略

观念和意识是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和意识常常决定着就业战略的取向和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就业结构的转型和容量的扩张。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和决策者解决就业的思路往往受其想当然意识的影响，而就业幻觉所支配的就业战略和政策常常与就业结构转型和就业容量扩大的内在规律和变动趋势不相一致。

怎样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转移和城镇就业问题呢？从观念和意识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往往存在着这样的幻觉和意识：首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和地区领导，为了赶超发达国家，都有很深的大工业和大企业情结，认为兴办大规模的企业，将企业做大，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吸收劳动力就业。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由国家投资兴办大企业，改革开放后，部门和地方领导也有很强的促使工业和企业做大意识，加上

中国目前的税源和财政分税体制，企业越大，地方收入越有保证和越多，地方领导更是偏重于特大和大企业的发展。而大工业和大企业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随着工资社保等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相对多的投资吸收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工作，甚至越来越多的工业产业还绝对地挤出富余的劳动力。如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有工业企业工人大量下岗，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挤出相对和绝对富余的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次，特别需要分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高层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每当由于体制抑制和政策失误导致城市失业率较高时，便将眼光转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希望在那里能拓展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试图制定政策促使劳动力向那里流动。在农村，就业机会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规律。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在于：（１）从农村的第一产业看，只能向外减少劳动力，不可能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主要是因为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耕地数量日益绝对减少；农业投入资本的增加，使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相对和绝对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的技术进步也使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２）分散发展工业的不经济，使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受到限制。农村市场容量狭小，使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受到限制；工业产业对规模经济要求较高，分散的农村工业规模太小，分摊成本较高；对地理上分散的各个农村的工业企业进行道路、电力、供水等配套，其共享性较差，投资较大，对于投资方讲，规模不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条件不配套而外部不经济；特别分散的农村工业由于污染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