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杨天石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两份资料，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

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

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从一般意义上讲，袁世凯的《纪略》应更为可靠；但是，由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被认为“一生善于作伪”，所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纪略》的真实性，仍然不能为人们所取信。有关夜访等记载，史家们宁可取梁而弃袁，其结果是上了梁的大当。本文将对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作出评估，并由此探讨戊戌政变中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一

一、《纪略》主要情节可靠，《政变记》则有意隐瞒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包围顿和园，除掉西太后。对此，《纪略》记谭嗣同拿

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荣某谋

废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当袁世凯询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时，谭嗣同直言相告:“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谭嗣同所称颐和园中的“老朽”，当然指的是慈禧太后。这是维新派精心设计的一份完整的政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诛荣禄其理由是荣禄向慈禧太后献策，借九月天津阅兵，光绪皇帝巡幸天津之机，废弑皇帝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谭对袁世凯称: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康南海自编年谱》云：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记袁表态云：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在以上记载里，梁启超、康有为为一方，袁世凯为另一方，双方记载相较，在第一步杀荣禄上完

全一致，可见双方记载均属实。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是杀慈禧太后其进行步骤是: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由维新派自己的人动手杀掉慈禧关于此，毕永年《诡谋直纪》记钱惟骥奉梁启超之命，试探毕永年态度时曾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可见，袁世凯关于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所述，也属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生死之交，维新派计划由毕永年动手，执行慈禧太后的死刑，所以，谭才对袁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稍后，又再次对袁强调：“去此老朽，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 由上述可见，袁世凯关于谭嗣同夜访的主要情节的记载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准确、适度的，没有夸张之词反观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之词。不仅如此，而且在形势变化，康有为有承认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和康有为串通，永远保守秘密。袁和梁的记述，在大关节上，到底谁可信呢？

二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袁世凯《戊戌纪略》不仅主要情节可靠，其次要情节，许多地方也可以一一考实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一）英舰游弋问题。《戊戌纪略》称: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

适有荣相专弁遗书，己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查台湾中研院所藏总理衙门收电档，八月初二日，聂士成致电荣禄云:“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船七艘，三只

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皇岛，风闻系英国兵脈”同日，又电云:“现外国兵轮己泊塘沽口内。”八月初三，荣禄即据此电告总理衙门可见，《纪略》所称“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一事，确有来历又据八月六日天津《国闻报》载，聂士成军确于初四、初五由芦台拔队来津。可见，《纪略》所称荣禄调聂士成军

来津驻扎，亦系事实。(二）反间计问题。《戊戌纪略》载，谭嗣同为了打动袁世凯，曾特别提出，荣禄阻碍袁世凯晋升。谭的原话是:“此人(指荣禄一一笔者)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关于此事，《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当年六月，康为了离间

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曾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对袁说:“我(指康）与卓如、芝栋、复生屡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甩”两者完全相合，特别是“跋扈不可用”云云，竟完全一致关于反间计，《诡谋直纪》也记载，康有为曾对

毕永年说“吾己令人往袁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己深恨太后与荣禄矣!” (三）电召湖南好汉问题。《戊戌纪略》称，谭嗣同曾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

将多人，不日可到”关于此，《诡谋直纪》记: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四）光绪密谕问题《戊戌纪略》记，谭嗣同曾向袁世凯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谕，其内容大概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关于此谕，杨锐儿子后来交出的正本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按:原文如此)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将袁世凯所述和密谕正本相较，虽有长短之别，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提到康有为这一点上，二者也相同。《戊戌纪略》又记谭在袁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