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科玄论战_的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_江琼

“科玄论战”的历史回顾与当代反思

江　琼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的“科玄论战”,涉及科学与人生观的诸多问题。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科学派认为,科学不仅可以支配人生观,而且可以有科学的人生观。唯物史观派虽然赞同科学派的看法,又以唯物史观批评了科玄两派。论战的核心是: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与社会稳定?今天我们反思这段历史,应当更全面地评价各派的是非功过,继续发扬科学精神,并努力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科学;玄学;人生观;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4—0035—07

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各主要思想派别有关哲学、科学和东西文化的一次全面论战,它距今80年了。我们回顾这场论战并对它深入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战的缘起与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从以往的器具、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层面。新文化运动的要点是民主与科学,它也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于这些,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对立观点的冲撞。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这场论战的产生,还有它的直接起因。1918年12月28日,在戊戌变法时期力主采取西学的梁启超率领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7人赴欧洲游历。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创伤,在悲观气氛的感染下,他开始怀疑西方文明,却反而增强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信心。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说,既然欧洲文明的核心是科学精神,那么,西方的社会危机就足以证明“科学的破产”。据此,他对“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质疑,这就在思想界形成了对科学的两种不同观点,从而成为稍后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直接先导。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简称“科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发表在《清华周刊》272期)。他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里起作用。由于“人生为活的”,它不受因果律的支配。因而,在人的精神领域内,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他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从而挑起了这场论战。

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在君)发表了反驳的文章,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北京《努力周刊》第48、49期)。文章讲述了8个问题: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科学的智识论、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中外合壁式的玄学及其流毒、对于科学

的误解、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中国的“精神文明”。他主张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认为玄学是科学的对头,提出了“打倒玄学鬼”的口号。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后,张君劢又发表长文答辩:《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中、下三篇),而丁文江则还之以《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时,思想学术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唐钺、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1923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分上、下两册,由陈独秀、胡适作序。同年12月,上海泰东图书馆也出版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人生观之论战》文集,由张君劢作序。这是论战的第一阶段。

陈独秀在序言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对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都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唯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这又引起了胡适、张君劢、梁启超的反批评。胡适写了《答陈独秀先生》,张君劢也在为《人生观之论战》写的序言中,对陈独秀多有批评。于是,陈独秀又发表了《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而后,瞿秋白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与之相呼应。论战进入了第二阶段,由开始时的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的科学派与玄学派的争论,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不同派别的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从而使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更加深化了。

论战的几个主要问题

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的有:

(1)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

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张君劢所持的理由是:“第一,科学为客观的,而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他的结论是:“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问题之解决,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①

针对这些观点,丁文江指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②因此,“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丁文江这种科学有益于人生观的看法,得到化学家任鸿隽(叔永)的支持和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科学不但能够间接地改变人生观,而且,“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许多科学家的高尚人格、完善道德,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形成的。他说:“研究科学的人,把因果的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科学研究的结果。”③

(2)能否有科学的人生观?其内容是什么?

玄学派既然否认科学支配人生观,当然要否认有科学的人生观。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指出,“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求现时代之特征之一,吾必名之曰新玄学时代。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④而且,他只承认物理学是科学,对生物学、心理学是否科学则表示怀疑,更否认社会历史领域能有什么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