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躁症的理论及临床应用探讨

脏躁症的理论及临床应用探讨

脏躁症首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病治第二十二》。仲景开脏躁辨证论治之先河，指出“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明确地描述了脏躁症的症状。其对症状的描述可引伸为时常的情绪低落、悲伤、委屈易泣，情绪波动较大、喜怒无常，精神不振，体倦乏力，伸懒腰打哈欠。正常人在平常生活中都会产生情绪的波动，这是正常的情感体验，通常能在“神”的调节下恢复正常，进而不引起社会功能受损。只有无故心境低落、悲伤欲哭而难以自制、情绪变化无常，会对患者产生困扰，同时出现躯体不适，并影响正常的生活及工作时，才符合脏躁的诊断标准。当代有研究者对历代167例脏躁医案的进行统计，得知脏躁症状频率出现较高的除了悲伤、哭泣外，还有烦躁、哭笑无常、失眠、抑郁、胸闷、心慌、精神恍惚等临床表现。这与现代医学的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更年期综合征等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十分相似。

对于脏躁症的病因病机，后世医家多根据自己对脏躁之“脏”的认识予以阐释。《灵枢·卫气》言：“神生于五脏，舍于五脏，主导于心。”认为心的功能失常是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金匮玉函经二注》将其解释为“此症因肝虚肺并，伤其魂而然也”，《金匮要略心典》：“皆所以求肝治之，而宅其魂也。”此两者皆认为肝的功能失常在脏躁的病因病机中占主导地位。清代沈明宗明确指出，脏为子宫，在《沈注金匮要略》中说：“此子宫受邪，上淫肺气之病也。子宫血虚故为脏躁”。陈修园则认为“脏属阴，阴虚而火乘之，则为躁”，并提出“不必拘于何脏”。

严格来讲，仲景条文中并未涉及脏躁的病机，并且对“脏”究竟是何病位、“躁”究竟是阴虚而燥还是躁动不安，直到现在仍颇有争议。《灵枢·本神》曰：“肺藏气,气舍魄”“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肾藏精,精舍志”，说明五脏不仅在生理、病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在各自所主情志上也是相互影响的。笔者认为陈修园的观点较为全面，仲景重视的不是具体病为何脏，更多的是强调“病在内脏、不在形体”，疾病影响到“神”，以“脏”反映病位邪气之深浅。就脏躁而言，五脏中每一脏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其发生。但就发病机理看并非仅由脏阴不足所致，正如《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中魏荔彤提出“血虚而津亡，脏空而发躁之证”，以及金寿山提出“邪少虚多、阴阳俱不足”，阴阳气血功能失调皆可导致脏躁。

现代也多有学者对精神疾患的中医病机进行探讨，有从脾论治，认为脾失健运、痰湿阻滞、蒙蔽气机，湿邪的黏腻停滞与神志病缠绵难愈的特点有很大关系；也有专家认为“郁乃百病之由所起也”，起病多为气滞，常兼血瘀、化火、痰结、食滞等属实证，但若久郁不解，

郁而化火，伤阴耗液，进及营血，气血瘀滞，由实转虚，所致脏腑失濡及损耗气血阴阳各有不同，最终导致不同临证表现，而其中导致心脾失血养，心神不宁，发为脏躁。

脏躁方用甘麦大枣汤，《神农本草经》中曾记载：大枣，安中养脾，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小麦养心液、安心神、舒肝郁；合以甘草方可起到甘润以滋养脾精，养心气而缓肝急之功。历代医家也对甘麦大枣汤的功效大加赞赏，叶天士曰：“本方药似平淡，可愈疑难大症”；唐容川曰:“甘麦大枣汤三药平和，养胃生津化血，津水血液下达于脏，则脏不躁，而悲伤太息诸症自去”。凡符合脏躁症者，早期方以甘麦大枣汤治疗，病久则不能急于求成，须以缓缓图之，持之以恒。因此证多兼见郁、痰、火、癖等的病理变化，可适当加减养心安神、滋阴、补血活血等药物，以期达到较好疗效。但因是情志病，再遇七情伤及而甚易复发长达年余之巩固治疗。

按照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去认识脏躁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并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并需要强调治未病，遵循《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鼓励患者多参加功能活动，使其劳动与锻炼二者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