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_英汉_汉英翻译测试研究系列_三_

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

英汉/汉英翻译测试研究系列(三)

穆 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 510420)

摘 要:从事翻译批评必须要参照一定的标准,或者说,任何翻译批评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翻译标准来进行。本文从古今中外翻译标准与翻译研究的对象讨论入手发现,不同的社会需求、不同的翻译内容、不同的翻译目的产生了不同的翻译观念,不同的翻译观念需要有不同的翻译标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不同的翻译方法,随之形成了不同的翻译质量要求和翻译评估方法。

关键词: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翻译质量;翻译评估

Abstract:Trans lation criticism has to do according to translation criteria w hich have been the mai n top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Th i 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 een transl ati on criteri a and the obj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inds that different translation objects and contents lead to different translation criteria,strategies and methods,therefore different res ults of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Key Words:translation criticism;translation criteria;transl ation quality;translation assessment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6)04-0045-03

首先涉及到 翻译批评 的定义。除了笔者本人(2006:2)对 翻译批评 、 翻译测试 等概念之间的关系阐述之外,国内比较系统的 翻译批评 定义主要有杨晓荣的新著 翻译批评导论

。在杨晓荣

(2005)看来,翻译批评主要指针对具体的译作或与译作有关的某种翻译现象所发的评论, 批评 与 评论 在此基本同义。因此,翻译批评可以是鉴赏,也可以是指出错误式的批评,还可以是理论性的研究,借评论某种现象说明某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研究只要与具体译作、译者或其他具体的翻译现象有关,都具有翻译批评的性质。常规意义上比较完整的翻译批评应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

且不论上述定义本身的是非,至少可以看出,从事翻译批评必须要参照一定的标准,或者说,任何翻译批评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翻译标准来进行。因此,翻译标准的讨论就成为古今中外翻译研究的主要论题,而翻译标准的讨论又与翻译研究的对象密切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的翻译标准,最早的翻译研究是以宗教翻译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就是佛经翻译,支谦 用意译取代音译, 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胃,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 (马祖毅,1984:23);道安提出 五失本、三不易 的翻译原则, 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唯惧失实 (陈福康,1992:20);鸠摩罗什 倾向于意译 (马祖毅,1984:35); 如前所述,道安是主质(直译)的,而罗什则倾向于文(意译)。慧远对这两家的翻译主张都比较了解,而在这两种互有扦格的译论之间,提出了自己主张 厥中 的见解。 (陈福康,1992:27);玄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标准,但有关于 五种不翻

的论述,玄奘所谓的 不翻 ,就是用音译。他引用孔子的话,指出了

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陈福康,1992:40-43)。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翻译史上争论的焦点一直在于 直译 、 意译 两种翻译方法的分歧,而这些翻译方法的演变均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之上。 纵观中外翻译史,都曾出现过这样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即在翻译理论研究肇始阶段,更多的是侧重于对翻译方法的阐述,而不是对翻译标准的直接讨论。 (姜治文文军,2000:1)本段所述内容清晰地反映出从对翻译方法的阐述间接讨论翻译标准的现象。而且 从翻译史看,之所以如此众多的翻译理论家对 直译 、 意译 等问题津津乐道、论述不已,是因为它们与翻译标准有着颇为复杂而紧密的联系。首先是宗教原因,因为 圣经 、佛经被称为神圣的经典,不容更改, (姜治文文军,2000:3)

翻译方法的讨论体现了论述者的翻译观,翻译观则体现为翻译标准,而这些翻译标准的产生又与翻译的内容或翻译研究的对象密不可分。

中国现代翻译研究中,马建忠提出 善译 的翻译标准;严复提倡 信、达、雅 ;鲁迅主张 直译 、 宁信而不顺 ;瞿秋白强调 信 和 顺 不应当对立起来,翻译者必须 非常忠实 ,要追求 精确 ;陈西滢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林语堂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 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朱生豪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 神味 和 神韵 ;傅雷反复强调 重神似不重形似 ;还有钱钟书的 化境 , 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 ,虽然 很难被人接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 (转自陈福康,1992:101-422)。上述各种翻译观的基础已不再单纯是宗教翻译而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等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者的视野不断开阔,他们所考

*本文基于作者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修改而成,同时为广东省哲学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批准号03104H 2-07)的阶段性成果。借此机会谨向导师黎翠珍教授和周兆祥博士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穆雷,教授,博士,广东省重点文科基地/广外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收稿日期:2005-09-16

2006年第4期总第205期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s and T heir T eaching 2006, 4

Serial 205

虑的因素不再仅仅是内容而且发展到形式,不仅关心原作说了些什么,而且关心原作言说的方式。这样一来,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主张的翻译观或提倡的翻译标准也就自然随之逐步发生了变化。

西方历代的翻译标准,西塞罗(M arcus Tullius Cicero)、哲罗姆(S t.Jerome)和路德(M artin Luther)的意译观,也是建立在宗教翻译即 圣经 翻译研究的基础之上(参见M unday,2001:19-23)。16世纪多莱(Etienne Dolet)提出翻译的五大原则(参见M unday,2001: 26)、17世纪德莱登(John Dryden)论翻译的五大原则(参见M unday, 2001:24-27)和18世纪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 ytler)的翻译三原则(参见M unday,2001:26)等都比较全面地考虑到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以前,西方翻译界讨论翻译标准问题,主要是从语文学(Philologic)的立场出发,以文学、宗教、哲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与中国的情形类似,讨论的问题相似,提出的翻译观同样类似。

西方当代的翻译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取得长足的进展,从卡特福德(J.C.Catford,1965)等人主张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奈达(Eugene A.Nida,1964,1969)提倡功能对等翻译、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8)提出 语义 、 交际 翻译方法,到和诺德(Christiane Nord,1997)提出目的论、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92)建立操控学派,等等,翻译研究开始逐渐兼顾翻译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研究对象亦随范围的扩展而拓宽,翻译标准也就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翻译研究走过了大体类似的过程,得出过相似的结论,是因为翻译的主要内容与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从宗教翻译肇始,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特别是文学领域的翻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早期对翻译标准持单一态度而后来逐渐持多元态度这一现象了。宗教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忠实地传达 神 / 上帝 的旨意,目的单一,标准自然单一。阐释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对原文不同的阐释会导致不同的译文,译者与译文读者对原作与译作均有自己不同的阐释,很难用唯一的标准判断译者的翻译行为与翻译结果。此外,在现代社会,翻译的目的不再唯一,方法与手段更是丰富多样,没有理由用一套唯一的、固定的标准去衡量译作。换言之,不同的社会需求、不同的翻译内容、不同的翻译目的产生了不同的翻译观念,不同的翻译观念需要有不同的翻译标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不同的翻译方法,随之形成了不同的翻译质量要求和翻译评估方法。

古今中外的传统翻译研究试图确立一套固定的翻译标准作为翻译行为的规范,只是到了 目的论 、 操控学派 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用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目的、不同文体的翻译活动,这种努力历经千年终难成功是必然的。在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下,翻译是否有标准也一度受到怀疑。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一样,正在呼吁建立新的不同层次的评估标准。

辜正坤(1988,1989)曾提出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把单一维度的翻译标准扩展为多维度的翻译标准,但还是希望用一套相对固定的标准去衡量不同文体、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的翻译。换言之,与传统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辜正坤的 多元互补标准 ,是用增加了辅助指标的固定标准(即把 信、达、雅 分解为详细的指标)去看待译文,其实这些标准大多仍是针对文学翻译的( 信、达、雅 这一标准多年来一直都被用于衡量文学翻译,且严复的本意并非提出翻译标准),用其衡量不同目的、不同文体的译作还有不足。杨晓荣(2005:153)对此的看法是:辜氏此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翻译标准问题上的僵化观念,提出一种多角度的、立体的思维方式。该论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而应根据具体条件设置,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成也 多元 ,败也 多元 或许是因为对多元的着意强调以及对规定情景的有限性阐发不足,加上论者对 忠实 作为一个基本标准提出的质疑,使人有一种标准把握上的虚无感。

客观地说,辜氏此论至少在当时给平静的译坛投进了一颗石子,向近百年 信、达、雅 统治的翻译标准公开提出挑战,提倡多角度、立体化思维方式,具有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笔者认为,辜正坤的 多元互补标准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不必拘泥于同样的标准及其表述,原先的 标准 是人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人为地再设若干标准(但要设置合理,得到普遍认可,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支撑),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译作。故此论并未 败 ,只是作者没有继续深入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在某种相关理论的帮助下,将其扩展成为实用的标准体系而已。况且当时国内译界仍然推崇 信、达、雅 ,并以此标准作为 翻译理论 或 中国传统译论 的全部,而对国外译论尚不十分了解;加之国外的译论当时本身就处于急速发展尚未定型阶段,因此,辜氏之说缺乏强有力的、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持,容易为人所诟病。

胡德香(2003)也呼吁要 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批评标准体系,尽可能使翻译批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批评标准应该是动态多元的开放系统 。但她并未说明如何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批评标准体系。

最近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司显柱(2005:61-64)指出:朱志瑜以文本类型学、翻译类型学等概念来否定所有文本的翻译都存在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也因此自然否定了上述从功能语言学的是绝对翻译实质的阐述和对译文质量评判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对此看法恰好相反。而就在这篇文章中,司显柱(2005:62)本人也承认,从翻译策略或标准的角度,为了实现以上翻译要求,必然既需要有对所有文本的翻译都适用的共同策略或标准,又要有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而实施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标准,以实现主要功能的对等。

这一阐述与他前面的观点产生了矛盾,皆因对于 标准 的认识而起。无论怎样论证,人们都无法否认,翻译标准根据翻译的不同文本/要求/功能/目的,既需要有 共同的最低标准 或曰 理想标准 ,也需要有各自不同的翻译策略与实际标准或曰操作标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有人强调 一致的标准 ,有人钟情分类标准,都是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强调的是标准的不同层面,为的是适应不同的使用目的,都有其合理性,难以轻易肯定其一而否定其二。理想标准有其存在的理由,否则就缺乏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操作标准更不能少,否则理想标准就成为空中楼阁水中月,失去实际存在的价值。二者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理想标准为操作标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是设置调控操作标准的重要根据,操作标准则是理想标准的具体体现与实现手段,二者的关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过去多年对翻译标准争论不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分理想标准与操作标准,讨论时混为一谈,显得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大家说的并非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看似热闹却不解决问题,以至于有人对此类研究的价值产生怀疑。

笔者最近同样读到国外学者的见解,认为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

第4期穆 雷 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 46

的质量标准来满足各种特殊的翻译需求(M alcolm Williams,2004)。该作者认为,有些操作标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种类的文本,人们对 质量 的定义不同,客户的要求不同,对语言错误评估标准不同,对 准确 程度衡量标准不同,教学要求不同,等等,都导致翻译评估需要针对不同的文本、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操作标准。

弗米尔(1984)明确提出翻译及翻译批评的第一标准是译文所期望达到的目的(转自薛思亮,2001),目的不同,标准显然有异。这并非意味着译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不同的翻译目的给自己设立不同的翻译标准,特别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总要讲授一个基本的理想的标准,或如何认定某类文本甚或某些文本适用的操作标准,测试也以此标准作为主体或基准,辅以其他便于操作的条件。

在穆雷(2006)的讨论中,我们区分了翻译批评、翻译评估与翻译测试,用图表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目的就是想说明从理论上来看,翻译批评所根据的理想标准可以用来作为翻译评估或翻译测试的操作标准参考,但毕竟翻译评估与翻译测试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完全照搬翻译批评的标准很难做到。加之目前已有的翻译批评标准大都比较笼统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属于理想标准,不大适应翻译教学中测试的具体操作,必须另作考虑。

注释:

此前也有许钧的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1992),周仪罗平的 翻译与批评 (1999)和姜治文的 翻译批评 (1999)等论著,但杨晓荣的定义相对比较完整。

有关 五不翻 是否为玄奘所言,详见杨全红文章 玄奘是(杰出的)译论家么 ,全国第二届翻译学博论坛论文,2006.本文暂且采用传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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