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医科学性

浅析中医科学性

在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大力倡导下，科学在中国获得比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更高的社会文化地位，正如胡适所说，“这30 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也正因为近现代科学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的令人信服的力量，“科学”这个词已经常常被用作为“正确”或“合理”的同义词而“不科学”也已经等同于“错误”甚至是没有价值！但是人们在这样使用“科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科学”就意味着正确“科学发展观”岂不就变成了“正确发展观”的同义词？这样的口号意义何在？显然科学并不是正确的同义词。科学一词来源于古拉丁语scientia，其本意是“知识”、“学问”，与我国古代的“格物致知”一词的意思相近，即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逻辑性、系统性，其结论和结果应具有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

我们现在所用的“科学”这个词，实际上常常游离于两种极不相同的概念或含义之间。在一种概念之下，“科学”指的是从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科学体系，包括它对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往往以公理的形式被确认的）看法、它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及它对真理的最基本的检验标准。按照这个概念，凡不符合近代科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标准的，便被看作是不科学的、非科学的，应当排除于科学知识之外，乃至于排斥在“知识”之外。这些标准的基本要求包括所涉及的概念能够有精确的定义、能被翻译成经验观察的语言，其结论能被概括成规律（甚至是能精确地量化的规律），能被经验所反复检验（证实或者证伪）。这就是我国在五四运动时期请进来的那位“赛先生”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这种实证加逻辑的自然科学，不仅中医是否算得上，整个古代中国是否有这种科学都很值得怀疑。所谓“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其实都是以承认中医在这个含义上不够科学为前提的。

但是“科学”这个词还可以有另一个含义，那就是指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孜孜不倦的求真知的活动。这种活动包含的那种严格的、一丝不苟的、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任何禁区或权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迷信、不固执成见的求知态度，叫做科学精神。作为求真知的活动，科学是无止境的。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科学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可以宣称自己已经达到了终极真理。没有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可以宣称，不但它自己不再接受任何挑战、质疑、检验，甚至它自身已经成了检验其他体系的标准。

由于对“科学体系”与“科学活动”这两种概念缺乏明确的区分，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产生了混乱。例如有些人（任鸿隽、冯友兰等）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有些人（如李约瑟）却又认为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科学成就，只是在理论科学上相对地落后，并因此而没有产生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科学”概念下作出的结论，互相并不矛盾。前者讲的是中国向来无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而后者讲的是中国古代就有着辉煌的科学认知和技术的活动.在科学活动概念下,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包括其中的一系列概念、方法、标准，都只是人类科学活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而且，正因为近代科学体系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科学活动的结果，才使它得以冠上“科学”的美名。一旦它自封为检验其他体系“是否科学”的标准，它就违

背了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从而把自己放到宗教信仰的位置上去了。可以说，科学精神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任何科学体系都不迷信。

近代科学体系之所以不能成为真理的标准，不仅由于它本身只是科学活动发展的一个阶段，还因为它的哲学基础有很大的局限性：

近代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之一，是西方原子论式的实在观。这种本体论的观念认为所有的事物均有一独立自存的、可以用概念去把握的本质，因而可以不依赖它与他物之间的关系而被理解。原子论思维方式的最典型的表现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即把身与心看作是二种截然不同的实体。按照这种观点，心的本质规定在于感知、思维和做决断。

这种理论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和随之而来的技术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细说。但它的局限性也很大。在生物学上，原子论的观点导致了以原子、分子和细胞为最终解释的理论。这种原子论的思想方式，在医学上就容易导致把人体当作一架精致复杂的、由细胞、神经等等作为基本部件的机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就会专注于人的生理的、细胞学的机制，从而忽视包括精神在内的整体的人以及个人和家庭、社会等等的联系。在治疗过程中，往往容易是像贴“创可贴”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疗症状，而不是治疗疾病，治表不治本，见物不见人。结果往往是减轻了这个症状，引发了另一个症状；而治了另一个症状，又导致其他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的主体在与对象分割开来之后，成了纯观察者。主客体的联系成了外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为了得到客观的知识，主体在认识中的参与被作为主观性的因素而加以排除，减少到越低越好。这样，人的心理、情感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在健康问题上的作用就被撇在了一边，不再构成医疗和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了。

而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则体现了我们通常说的“整体论”，或者诺斯罗普（F.S.C.Northrop）所谓的“连续统的实在观”。按照这种本体论的观念，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是整个流变不断的世界的一部分；其中所有的区别和差异并不意味着割裂。一切个体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也因而都不能从它与它物的关系中割裂出来进行理解和定义。反映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连续统的现实观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链或相互依存的系统，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这个系统中的环节来看待。中医的基本理论概念，无论是“阴阳”、“五行”，还是“气”，都蕴含着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和包括气候、季节乃至社会环境在内的世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纽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讲究辩证施治，从整体上考虑健康问题，从“本”上来排除病因。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割。人不是被看成纯意志决断的主体，物也不是无价值无目的的操作对象。

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中医实践，当然远不如西医更加容易用简单的规律来表达，因为它要考虑进去的变量是无穷的。但显然也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想可以成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很好的补充。

其次，西方近代科学有强烈的还原主义的倾向，总是恨不得把各种现象全部归结为物理现象，然后又恨不得所有的物理现象都可以量化，都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这一原则对于避开神秘的直观，达到认识的严密性和确定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它也将世界片面化、抽象化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医学很容易把人看成一些符号和数据，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情感、思想，有家庭，有社会关系的人。那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要求，被看成是医学伦理的要求，而不是与医学实践有任何内在关系的部分了。医学诊断相信的是检测到的数据，而不是病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