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徐文堪

今年6月26日至28日，笔者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丝路文化”国际学术会议(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现拟结合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略谈吐火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吐火罗语是一种已经消亡的印欧语。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各国考古队在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了一大批用北印度婆罗谜字书写的各种语言的古代写本，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对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最为重要的，当属所谓“吐火罗语”文献，因为这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最早在新疆获得这种语言写本的是俄国考察者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和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著名印度学和佛学家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俄罗斯科学院即将举行纪念他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1892年首次发表该语言写本的残页。怎样称呼和解读这种语言，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根据回鹘语本《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的题记，释读西域文书的大家、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在1907年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Tocharisch)。1908年，梵学家西格(Emil Sieg, 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发表论文，赞同缪勒的命名。特别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语言是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支。从此以后，对吐火罗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吐火罗学（Tocharology）。

吐火罗语可以分为A、B两种，一般称之为“方言”，但经过多年研究，可以证实这两种“方言”的差别相当大，实际上应该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虽然彼此相近，但具体的历史关系还不很清楚。与新疆等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文献，如梵语、犍陀罗语、于阗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等不同，吐火罗语不属印欧语东支，却具有印欧语西支的特点，所以对该语言的释读和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其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与其后发现的小亚的赫梯语和安纳托里亚诸语言相提并论。当初把该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主要是依据回鹘语文献的toxrï一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和中国汉文史料，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史家，都曾反复使用像“吐火罗”“睹货罗”及“吐火罗斯坦”这样的词汇，但所指的地区主要是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东部)，而并不在今日新疆境内。说吐火罗语的地区是中国古代的西域北道一带，中国境外的中亚、南亚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过任何吐火罗语材料。因此，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和新疆古代说“吐火罗语”的族群，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阿富汗也曾发现过大量中古伊朗语的材料，这种语言被称为“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或译成“大夏语”)，与新疆的“吐火罗语”是截然不同的。但令人困惑的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曾提及“覩货逻故国”，自斯坦因(A. Stein)以来，都认为即今新疆安得悦遗址；而且回鹘文《慈恩传》译本即以toxrï为其对译。而在同书卷一，又说到“覩货逻故地”，则在今阿富汗境内。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疑莫能明。因此，“吐火罗问题”又是一个极为复杂、头绪纷繁的学术难题，涉及到中亚、内亚的语言和历史、地理、民族等诸多背景，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讨论和辩难，但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比较明确和可信的答案。

现存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文献，包括极其残破短小的，共约一万一千件（其中吐火罗语A文书约二千件，吐火罗语B文书约九千件），但相对完整的所占比例不高，因此实际可供研究的材料数量有限。吐火罗语使用的年代，约为公元五至十世纪，A语年代晚于B 语。文书内容大部分与佛教有关，如果细分，则可以举出阿含经、律藏、论藏、与所谓

Udānavarga（《法集要颂经》）有关的佛典、比喻谈和本生谈、佛赞、佛教戏剧、医学文献、忏悔文献、世俗文书（如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即“过所”等等）、洞窟题记、双语文书（如吐火罗语B与印度俗语合璧文书），还有个别的摩尼教文书。这些文献收藏于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京都，俄罗斯圣彼得堡和中国北京、乌鲁木齐、旅顺等地，书写材料有纸张和桦树皮等。设在库车的龟兹研究院藏有一批木简，此外还有石壁上的粗刻(graffites)和铭文。吐火罗语B文献有不少出土于古代龟兹（指今天的库车、拜城、沙雅、新和四县境内），根据对于其语音、语法、构词法和书写字体特征的研究，知道这种语言虽然主要通行于六至八世纪，但其使用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除龟兹外，焉耆、吐鲁番等地也发现了不少吐火罗语B的中晚期佛典。

早在1913年，法国著名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就发表论文，把吐火罗语B定名为“龟兹语(koutchéen)”，这个名称被认为是合适的，其论点也为中国学者普遍接受。至于吐火罗语A，虽然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arold Bailey, 1899-1996)提出了“焉耆语(Agni)”这样的名称，但A语文献虽然大多发现于焉耆地区（还有一些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但从其书写字体考察，在年代分类上属于较晚阶段，而且几乎没有用于日常生活的证据。该语言的书写者称自己的语言是Arśi语，但这个名称的由来及其与焉耆的关系，仍有待继续研究。我国学术界往往径称吐火罗语为“焉耆—龟兹语”，其实并非完全恰当。尽管吐火罗语这个名称存有疑问，但国际学术界沿用已久，在命名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也不妨继续使用。

对吐火罗语文献的刊布和研究，二十世纪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21年，西格和西格林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公布了柏林所藏吐火罗语A的写卷并附许多图版。1931年，两人与比较语言学家舒尔茨(W. Schulz)合作，出版了《吐火罗语语法》。在法国，烈维得到著名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的帮助，在1933年出版了关于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的专集。1948年，法国印度学家费辽扎(Jean Filliozat)刊布了一些有关医和卜的文书。德国所藏吐火罗语B文书的刊行工作，因二战等原因被推迟了，直到1949年和1953年才出版了两卷。西格和西格林去世后，他们的学生托玛士(Werner Thomas, 1923-2008)为文书刊行作出了贡献。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治吐火罗语的学者主要有德国的克劳泽(W. Krause)、温特尔(Werner Winter, 1923-2010，曾在美国工作)，比利时的顾物勒(W. Couvreur)、温德肯斯(A. J. van Windekens)，美国的蓝恩(G. S. Lane)，捷克的普哈(P. Poucha)，苏联的伊凡诺夫(Vjaceslav V. Ivanov)等。日本学者如井の口泰淳等也发表过少量日本收藏的吐火罗语文书。以上诸人，有的陆续刊布了一些吐火罗语原典，或对已发表的文书做了考订补充的工作；有的则以从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角度为重点进行探讨，如与其他印欧语进行比较，构拟原始吐火罗语，设法阐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其中如丹麦著名语言学家裴特生(Holger Pedersen, 1867-1953)、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邦旺尼斯特(E. Benveniste, 1901-1976)都留下了关于吐火罗语的专著和论文。克劳泽编纂了吐火罗语语法，温德肯斯研究了吐火罗语的形态学和词源学，普哈用拉丁文编写出版了吐火罗语A的词典和文选。中国学者季羡林(1911-2009)在四十年代留德期间，曾在哥廷根大学跟随西格教授研治吐火罗语。1943年季先生发表论文，通过《福力太子因缘经》（或《国王五人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文特别是汉语的平行异本的比较研究，来确定吐火罗语原文的涵义。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与吐火罗语有关的定名和史地问题，也继续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 B. Henning, 1908-1967)的论文影响较大。中国学者王静如(1903-1990)也发表了论著。冯承钧(1887-1946)把法国烈维和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的四篇论文译介为中文，促进了中国的吐火罗学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对吐火罗学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青年一代的学者逐渐成长，成为研究的中坚。一部分学者对吐火罗语的语音、形态、句法和词汇等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对印欧语历史语言学很有贡献；另一部分学者坚持继续释读吐火罗语文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