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神学美学与康德审美理论

收稿日期:2008-06-11

作者简介:雷礼锡(1968-),男,湖北天门人,襄樊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美学。

现代西方神学美学与康德审美理论

雷礼锡

(襄樊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摘要:康德审美理论是其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审美理论所蕴含的深刻神学

意涵对西方现代神学美学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巴尔塔萨、海德格尔、谢瑞等重要代表人物

的神学美学思想无不与康德审美理论存在密切联系。

关键词:神学美学;康德审美理论;现代西方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I 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8)07-0038-06

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神学美学的兴起。神学美学并非西方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个流派,而是以神学视角思考和讨论美学问题而形成的重要理论形态。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既有一般的哲学家、美学家,也有包括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内的神学思想家。他们继续关注美学的本体论问

题研究,并将美的本质与审美活动的终极旨归同“终极存在”

(或上帝)联系到一起,从而在现代美学研究中美的缺席这一背景下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如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体现出通过“美学”通达整个神学的意图;海德格尔与神学美学的关系在于借助神学实现其哲学与美学的思考;而谢瑞的神学美学表明意欲通过神学美学学科建构的努力来促成神学的现代发展,并发挥神学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参与意识和建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现代神学美学的三位代表人物都与康德审美理论存在程度与性质不一的关联,既表明康德美学思想对西方现代神学美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见证了康德审美理论至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就通过巴尔塔萨、海德格尔、谢瑞等西方现代神学美学代表性人物来讨论康德理论的影响力。

一、巴尔塔萨与康德

巴尔塔萨(Hans U rs Von Balthasar )是一位瑞士神学家,是公认的西方现代神学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

人物。他的代表著作是神学三部曲:《荣耀:神学美学》(1961-1969年完成,多卷本)、《神学戏剧学》

(1973-1983年写成,4卷5册)、《神学逻辑学》(1985-1987年写成,是对早先的著作《论真理》的重写)。这三部著作大体上分别针对美、善、真的问题展开研究与论述。无论是其著作的基本结构,还是各著作中所洋溢出来的美学气息,都表明巴尔塔萨的整个神学思想具有方法上的美学基础性,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研究中没有完美实现的意图的展开。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用了很大篇幅研究“审美”问题,使得“审美”成为美学的核心论题。但康德审美理论的题中之义却涉及使用美学或审美理论来解决神学的问题,这源自康德对上帝存在问题的深刻关注。从中世纪末期,经历宗教改革运动,再到启蒙运动,欧洲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动荡。针对上帝(世界的终极本体)的知识到底有无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保障人的精神信仰,亟待给予科学的解答,否则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信仰危机将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对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明确指出,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历来有三种证明方法,即自然神学的、宇宙论的和本体论的证明,

但这三种方法都无法从根本上证明上帝存在。[1]在康德看来,神学如果要被理解成一种知识体系,那么此

种知识要么源自“纯粹理性”、借助“先验的概念”来建构,要么源自“启示”、从自然中借得概念来建

构。[1]498康德并不认为上帝是虚拟的、无益的,相反,他认为上帝是人类社会必需的,只是上帝存在于人的2008年7月第29卷第7期 襄樊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ngfan University July,2008Vo1129No 17

第29卷第7期 襄樊学院学报 2008年第7期

信仰中,与“美”一样不是科学知识、经验知识的对象。对康德来说,其关键任务就在于弄清:人究竟以何种方式来信仰上帝?康德指明,人们不会习惯于如下信仰方式,即“把上帝的概念理解为一个作为诸物本根而盲目起作用的永恒自然”,相反,人们通常习惯于这样的信仰方式,即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本身应该通过知性和自由而是诸物的创造者的最高存在者”。[1]499于是,探究并揭示人在信仰上帝过程中的知性与自由是如何具体展开活动的,便成为康德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这一问题与人的情感判断、鉴赏判断密切相关,所以,康德《判断力批判》对人的情感判断的深入分析,实质上就成为深入理解人以何种思维方式信仰上帝的重要途径。这决定了康德审美理论的神学根柢所在,并启发巴尔塔萨从“美学”(或“审美”)入手重构神学体系的逻辑框架。

康德是借助“审美”这一中介来融通“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关系,而巴尔塔萨则是借助“审美”(或美学)作为逻辑起点重构神学体系。巴尔塔萨在《启示与美》中详细考察审美中的神学因素、神学中的审美因素以及启示中的审美因素,在《神学美学导论》中考察审美尺度、审美神学向神学美学转换等诸多论题,充分体现了康德审美理论研究视角的影响力所在。可以看出,巴尔塔萨比康德更加明确而清晰地强化了审美与美学对神学的直接意义。

当然,巴尔塔萨借助美学(审美)对神学体系进行重构,首先基于他对整个西方美学史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并把美学发展当作了神学的依托。巴尔塔萨认为,西方美学史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代希腊美学发展到近代西方美学,真、善、美一直是互为一体的,因而哲学与神学也基本上是同一回事。当美学史发展到启蒙运动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即第二阶段,美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标志着真、善、美的分离。这在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时代达到了高潮,也正是由施莱尔马赫、康德、谢林、黑格尔所代表的时代。从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视角来看,由于真善美的分离而形成的美学科学,正好代表了西方美学的特色。而这种分离的最终实现,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问题的专门而精致的分析不无关系。巴尔塔萨认为,在此阶段后,西方美学开始脱离哲学美学的方向,而朝向神学美学方向迈进,此为西方美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张法认为巴尔塔萨所描绘的美学史返回神学美学的三个运动阶段正好吻合了黑格尔式的思辨方法,因为“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描绘的美学历史三阶段,正好是哲学美学家黑格尔的正反合过程:最初:真、善、美合一;然后:真、善、美分离;最后:真、善、美又合一。最后的合一是对第二阶段的扬弃和向第一阶段的复归,只是在一种更高程度(神学程度)上的复归”[2]。这表明从康德到黑格尔一系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对巴尔塔萨的一种实际影响,或者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所涉及到的方法论是巴尔塔萨重构神学体系不可能绕过去、也不可能超越的方法。

虽然巴尔塔萨与康德一样非常重视情感判断或审美判断对道德目的论或神学的重要意义,但他们二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一般地讲,康德把目的论的道德神学当作整个审美理论学说的最高点,强调美是“德性的象征”[3],肯定情感判断、鉴赏判断是通向道德神学目的论的重要桥梁。因此,单就神学目的论的实现来说,康德无疑启发人们应该从“审美”角度弄清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但康德的具体方法则是强调真、善、美的“分界”,让情感判断或审美判断成为联结真与善的中介;而巴尔塔萨强调“综合”,认为美不是独立于真与善之外的,而是与真、善不可分离,因为上帝就是美、真、善的统一。在巴尔塔萨看来,审美判断不是通往神圣道德目的的中介或桥梁,而就是其核心内容,康德的审美理论体系便被他视为“伪综合”的东西。这如同谈论上帝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本来就是统一的,决不存在其中的哪一位是其他二位的中介。因此,在具体面对康德审美理论思想时,巴尔塔萨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在分析赫尔德的神学美学思想时,巴尔塔萨对康德提出了明确而尖锐的批评,认为包括康德在内的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推崇“僵死的理性概念”,“在理性里,灵魂死掉了,就其活生生的本质而言,心灵乃是情感、知觉、意志和行为”,但“在康德的形式主义”学说体系中“又借尸还魂”了。[4]巴尔塔萨欣赏赫尔德具有宗教感受与宗教激情的精神特质,而对康德过于冷静的理性思维作风并不感兴趣,因为,在巴尔塔萨看来,宗教精神不是一种冷漠的理性概念,而是具有情感、激情、美的芳香的东西。很显然,巴尔塔萨通过坚持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原则而改造了康德的审美方法论,当然也更加彰显了审美问题在神学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塔萨是通过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