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的反思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的反思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巴西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诸多问题。1964--1985年的巴西，军人掌权，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严峻的债务危机。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和国际收支赤字一直反复出现在巴西军人政府统治时期。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借鉴到许多经验。

【关键词】巴西；经济历程；问题；启示

一、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历程概述

巴西经济在威权体制下增长并创造“奇迹”，但也隐藏着许多的问题。根据不同时间段呈现出的不同问题，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64-1967年：经济紧缩

这段宪制制度中断的时期，以强化国家对经济干预为特点。为整顿经济秩序，政府首先建立中央银行，1947年成立的负责协调货币政策的货币和信贷委员会（SUMOC）经政府改建为巴西中央银行。紧接着政府又开始着手整顿国有企业。政府决定提高铁路、航运等部门的服务价格，希望通过创收来扩大投资。政府还加强税收征管的强制性并使所有未缴纳的收税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重新计算。“政府开支的减少和税收的增加使财政赤字从196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降低到1964年的3.2%、1965年的1.6%”。[1]

（二）1967-1974年：经济“奇迹”

1967年3月，席尔瓦就任军政府第二任总统后，德尔芬·内托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德尔芬主张通过放宽信贷刺激需求。“1967年，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扩大了57%，经济增长4.8%，通货膨胀率只有24%”。[2]而在汇率政策上，新政府抛弃旧有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70年，巴西的出口值达到前所未有的27亿美元，是60年代初的两倍，比1964--1967年间的任何一年都高出60%。巴西这一时期创造的经济“奇迹”，领先的是工业部门，增长率为12.6%，通货膨胀率仅为17%，外汇储备从1969年的6.56亿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64.17亿美元。

（三）1974-1978年：“负债增长”

巴西经济在1973年达到顶点后，1974年后开始下降。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也同样发生在了巴西身上。“1967--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11.3%的速度增长，但是，1974--1981年，增长率下降为5.4%”。[3]而1973年中东战争后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的上涨对巴西经济的打击也不可忽视。进口石油支出的大量增加使巴西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从国外借款，以维持经济继续增长。

为此，巴西政府推行的是“负债增长”的战略。1973年以后，外债迅速增加，净外债从1973年的62亿美元上升到1978年的316亿美元。

二、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历程中的几点问题

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

尽管巴西的公共社会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达到70%，但是却没有对收入再分配起到关键性作用。而这与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不公平性有关。首先是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向富人倾斜。巴西社会保障公共支出中只有不足1%分配给最穷的10%人口，而最富的20%人口却得到65.1%。再次是社会保障支出向公共部门倾斜。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向公务员这样的特权阶层倾斜，许多私人部门就业者因工资较低，退休时的养老金不足最低工资的2倍。

（二）经济结构的失衡

1930～1990年，巴西工业年均增长率为6.9%，而同期的农业年均增长率约为3.6%，工业成为带动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种做法已经暗藏结构性失衡。“第一产业薄弱；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内缺乏基础建设支撑，对外资金和资源的依赖性十分严重；第三产业由于非正规部门的急剧膨胀，而难以整体性规划发展，更难替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4]这种结构性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更加突出。

（三）社会两级分化严重

拉美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的“重灾区”，而巴西则是“重中之重”。巴西长期以来重视财富积累，采纳了“先把蛋糕做大再分”的论调，但却造成了收入进一步集中，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形成了贫富逐渐扩大的两级分化局面。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是巴西未能延续其“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城市化的过度发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服务业和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从1940年到1980年，巴西的城市化率从36.2%升至67.6%，而同样的增幅在发达国家则需多用20年的时间才实现。另外巴西的人均GDP只增加了60%，而发达国家却增加了2.5倍。这表明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

（五）中产阶级力量弱小

1960年，巴西中产阶级开始初步形成。但是其人数规模不足巴西就业人口

的20%，在拉美主要国家中属于偏低的水平。1940年，巴西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仅略高于墨西哥，到1960年仍低于拉美地区的平均数，不足20%，是拉美6国中比例最低的。而直到现在，巴西中产阶级的比重始终在20%左右徘徊，甚至在80年代骤然回落，坠入“中产阶级陷阱”。中产阶级没有发育成熟壮大起来，是导致巴西经济增长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针对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历程中出现的几点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启示：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

巴西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时，过于倾向于照顾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公务员这个群体。我国需要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满足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首先，要保障机会公平。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阶层。其次，要严格监管资金的发放使用。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的财务公开透明化，使救助资金真正落到弱势群体的手中。再次，要提高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不仅要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而且要使各保障项目更全面具体。（二）重视中产阶级群体，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产阶级的经济功能不可忽视。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性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分化，导致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正以超过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一日千里。另外中产阶级还有鲜明的文化功能。“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而且使中国人开始了追求生活方式的生活，进一步，中产阶级的日常文化消费实践，还通过电影、电视、音像、网络和报刊等媒介手段，直接促成了以大众文化制造和传播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的崛起”。[5]

（三）加强官员思想教育，严厉打击腐败

腐败严重制约和影响巴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造成巴西两级分化严重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国应该应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官员进行思想教育，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特别是十八大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路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人物及其先进事迹，培育官员行政忠诚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四）合理发展城市化，有效减少“城市病”

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不仅没有将巴西推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反而使巴西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我国应正确认识城市化现象，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我国要避免以大城市扩张为中心，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城乡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发展模式。其次，要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再次，在加快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