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
从古至今规章制度的变化
从古至今规章制度的变化引言规章制度是人类社会组织和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和改进。
本文将从古代到现代，探讨规章制度的变化，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
古代规章制度在古代社会，规章制度主要由君主制定和执行。
古代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多以道德和宗教信仰为基础，强调统治者的权威和秩序。
一些重要的规章制度包括：1.家族规章制度：古代社会以家族为单位，家族规章制度用于管理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族的利益和秩序。
2.宗教规章制度：古代社会的宗教规章制度通过宗教仪式和道德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3.君主法制：古代君主制定的法律和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石，用于管理国家事务、规范人民行为，以维护君主的统治。
中世纪规章制度的变化进入中世纪，欧洲社会出现了封建制度，规章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封建制度下的规章制度包括：1.封建领主权力：封建领主通过制定领地法规来管理领地内的农民和其他领民，包括征税、军事征召等规定。
2.教会法制：中世纪以天主教会为主导，教会法制涉及到教会内部的组织和秩序，以及信仰和道德规范的执行。
3.市镇法规：中世纪的城市和市镇出现了自治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来管理市镇内的贸易、工商业活动，保护市民的权益。
现代规章制度的变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规章制度逐渐向法制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
现代规章制度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体系的建立：现代社会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法律为基础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政府和组织的行为。
2.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现代政府通过行政法规和政策，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调控，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有序。
3.社会组织的规范：现代社会对企业、社团和个人行为进行规范，通过合同法、劳动法等制度保障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影响因素分析规章制度的变化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规章制度产生影响，需要制定新的规章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项目制”与“行政发包制”概念的对比分析精选全文完整版
可编辑修改精选全文完整版“项目制”与“行政发包制”概念的对比分析（作为积压已久的课程论文，留着还不如拿出来供大家批评！希望能有好的反馈，届时再作进一步修改。
）本文就近年来组织社会学最新的两个概念“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之间的模糊性，试图根据目前的文献来归纳总结出二者的区别，以期有助于理论的掌握和进一步探索。
就分析结论来看，本文认为二者有概念参考系、适用的制度环境、参与选择权、激励模式和理论视域五个方面的不同点，以及相同的控制权理论视角。
这个区分也许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有助于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界定二者的界线，促进学科话语对话。
近年来，组织社会学领域对我国国家治理模式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
其中，“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就是其中两个广为人知的概念。
若未对这两个概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很多借助这两个概念分析有关国家治理中的组织问题是文章中，总会令人疑惑此两个概念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粗浅理解来看，“项目制”或许就是指国家将一系列行政任务以项目的方式在全国广泛开展的一种项目治国的机制，其核心就是把项目向基层发放，从而实现组织目标。
而“行政发包制”就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更加清楚地表达了“项目制”这个机制的运作逻辑。
但是，很明显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一个项目涉及的是组织资源如何在科层体制内分配，而“行政发包”涉及的是组织内部如何设计其职能结构。
为了在更加清晰的理论语境中把握“项目制”和“行政发包制”这两个概念，本文在对有关文献仔细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总结和归纳出此二概念之间的异同，并指出把握这些异同的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与问题在分析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前，有必要参考有关学者的表述，将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准确把握。
在提炼出它们的概念之后，我们依然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
（1）项目制说到“项目制”，较早的文献中注意到了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国家财政集权化，进而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来维持公共服务的供给。
规章制度旧制度与大革命上下
规章制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上下前言“规章制度”，是指为了管理和调整某一行业、组织、社会的行为规范，由政府或相关机构制定的一系列规定性文件。
规章制度是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
旧制度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都制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用来管理各种社会事务。
但是，由于这些规章制度过于僵化和繁琐，加上官员的贪污和腐败，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
本文将就规章制度在旧制度时期与大革命中的实践进行分析，以期回顾历史，吸取经验，推进现代化。
旧制度中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以管理国家和各种社会事务。
例如，一些完整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清代典章》和《钦定典禮經文》等等。
这些制度覆盖面广，内容复杂，从官制、典礼、教育到家族、税收、农业，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旧制度的规章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这些制度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
例如，《大明律》规定：“不论贫富，罪名等次，一经判了就只有“太瘦”（太尉）首肯，本院不得私自改变。
”任何改变规定的权力都被剥夺了，给受害者带来了重大困难。
其次，由于官员的贪腐现象, 而一些规章制度被滥用，甚至成为压榨人民的工具和牟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例如，许多颁布的田赋制度和税收制度极其残酷和不公正，有些地方被使臣利用而抬高赋税。
大革命中的规章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新政府和组织成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制定和实行一套新的规章制度。
例如，新的民法、刑法、工商法和土地法等文件相继出台，用以规范新政府和新的社会秩序。
此外，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也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例如，在工人运动和工会形成的早期阶段，各个意识形态和阶级倾向的工会都制定了自己的章程，以支撑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发展。
但是，在内部的分歧和政治斗争中，许多规章制度被扭曲甚至撤销。
事实上，大革命期间新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实行情况也存在许多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财机制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财机制探讨摘要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的经营观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
我国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完善多种多样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研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
通过财务管理的职能，财务分析计划和控制，企业目标与财务目标选择使企业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依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调节好利润、现金流量、健康的理财体系三大要件之间的平衡，是企业运营形成良性循环，保持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财务治理模式。
这种新型财务治理模式的形成涉及企业的治理体制、财务理念、治理方法的变革。
研究内部财务治理的原理与方法将成为财务研究的主题,内部财务治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内部财务机构设置、制度建设与实施等。
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运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不断优化企业生财、聚财、用财等理财活动，强化企业内部财务治理，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的多元化，资金来源的多渠道筹资方式的多样化，是形成合理的资金结构的基本条件。
同时，利用适度的财务杠杆，是企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一种基本手段。
企业还可以通过组合投资来分散风险，使投资组合达到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既定收益下风险最小或者既定风险下收益最大，因此，做好企业的防范工作是企业获得最大收益的保障。
国有工厂内的“师徒制”
国有工厂内的“师徒制”经济体制改革是划分中国体制最重要的标志，在“单位制”时期，单位内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相互融合，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师徒制”，贯穿在整个中国工业史中。
而市场经济时期，如专业技校的建立与科层制的进步等众多因素，使得师徒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现实缩影，它背后是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变。
因此，师徒制作为单位制下的微观组织机制，其研究意义不仅局限于关系研究，更是对社会整体变迁的见证。
师徒制单位制市场经济非正式关系一、“师徒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缩影古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但凡技能都依靠师傅对徒弟的言传身教得到传授和延续。
建国以后，国内工业如春笋般大力发展，工人这一职业让人趋之若鹜。
不难想象，成为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和资本。
应运而生，工厂内的“师徒制”便成为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
对于“师徒”的概念不难理解，即师傅与徒弟，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和经验，在工厂体制内，“师徒”又作为一种管理体制成为一种正式的工作指导关系，师傅对徒弟的技术进行多年的培养和教育。
而在私下，师傅不仅是师更是父，徒弟要尊重传统孝敬师傅，甚至养老送终，是最重要的非血缘伦理关系。
对于“师徒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西方都有着大量的研究，既有把其视为工人行动的一种基本单元，也有把其视为一种权力结构或者社会纽带。
西方经济史表明，师徒制作为一种口传手授的技能传授方式最早是在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中出现的，最开始表现为子承父业的形式。
随着生产的扩大，业主也开始招收一些学徒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学徒一边学艺，一边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师徒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
还有学者认为，行会的出现才是师徒制真正得以产生的原因，行会组织的崩溃最终导致了师徒制的瓦解。
然而，对于师徒的研究，不单是研究这种关系本身，师徒制度更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一种典型缩影。
工作专班：一种中国式新型议事协调机构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总第２１５期治理研究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１，２０２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１５工作专班：一种中国式新型议事协调机构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５作者简介：刘鹏，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鹏，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风险治理体系及能力建设：历史演进、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编号：２２ＸＮＬ００５）。
① 王礼鑫：《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与决策权配置》，《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 刘 鹏 刘志鹏 摘要：依托于现代社会出现的传统科层制存在着先天设计不足和无法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等问题，而广泛设立在各级党和政府中的工作专班，正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为促进部门间合作、应对治理环境不确定性的新型议事协调机构。
该新型议事协调机构通过将责任和治理目标分解到人，促进政策执行，推进注意力分配更加聚焦，从而完成各类治理任务。
本文基于对学术概念的辨析，对工作专班进行了界定，对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类型进行了整理；从比较视野分析了工作专班的特征，总结了其运行的主要机制，并重点探讨了关于工作专班研究的相关争论。
最后，基于科层制的理论视角，本文分析了工作专班对科层制优化方案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对工作专班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工作专班；注意力分配；科层制；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９２（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１３－０１０ 现代化进程中目标和价值的多元化加剧了公共部门之间的协调困境，导致部门各自为政、职责划分不清、推诿扯皮、本位主义等问题。
①为避免不同部门之间贯彻政策内涵、理解政策意图的冲突与偏差，应当利用结构约束调节部门间自主性，增加部门间依赖性，为达成决策共识创造出新的组织条件。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中国的改革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中国的改革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体系，其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
这个体系涵盖了帝制、封建制、官僚制等多种形式，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特点，如权力集中、组织严密、稳定持久等。
然而，由于其一些明显的缺点，如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腐败、官僚主义等，对于社会长期的发展并不利。
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出现了变革和改革的迹象。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改革。
面对国际变化，如全球化、市场化等，中国逐渐走向了市场经济，同时也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
这个过程中，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近两年来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现代中国的改革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权力分散化。
通过制定宪法、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等手段，中国政府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加强了各种监管和保障机制。
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政治制度上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引导中国社会逐渐向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发展。
除此之外，现代中国还加强了各种信息透明度和开放性，以更好地吸引外资和促进国民的发展。
例如，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放式的政策，示意国内名家学者得以在国外发表成果，进而吸引国际关注。
同时，中国也加强了对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开放性，鼓励外资和外来人员进入国内市场以促进务实合作。
总之，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悠久、复杂多样且有一些缺陷，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繁荣和全球影响都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
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变革，从政治体制分散化、法制建设、信息开放性等多方面着手，以适应当前国内外环境的需要，从而提高中国社会的治理效率，引导中国社会向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中国大部制改革简史及发展方向初探
从改革历史初探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一,. 大部制的含义及其特点（一）含义：大部制(Large department system)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
、（二）特点：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二．中国大部制改革历史发展概述（一）简述：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应对社会各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始）到2013年（12届全国人大），共进行7次大部门体制改革。
从最初的100个部门，精简、整合为现在拟设置的25个部门。
（二）各阶段中国大部门体制改革1．1982年改革核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内容：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
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2．1988年改革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内容：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
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
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
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3.1993年改革核心：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内容：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革。
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
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
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李汉林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
中国的单位组织,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制度、统治和结构方式,也经历着这种史无前例的变迁,深深地留下了变迁的痕迹。
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
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
在城市社区中, 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在学校属于学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属于街道单位。
在中国单位里,人们相互熟悉,没有陌生人———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
与此同时,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密。
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
在这里,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社会行为的常态。
一方面,从制度上不允许人们割断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因为离开了单位,人们就会失去社会身份和地位,国家和政府也会失去像以往那样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失去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对个人本身而言,在目前的这种社会及社会化的环境中,也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它不仅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失落和迷茫,而且也会使人们逐渐失去自身社会存在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也就构成了单位作为制度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前提和条件(李汉林2004; Li Hanlin, 1991, 1993, 1994, 1995, 1996) 。
在孙立平看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而实现的。
具体地说,首先,借助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国家的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目标。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作者：史云贵来源：《人文杂志》2008年第04期内容提要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
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
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
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公、忠观念财政职官制度变迁〔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159-“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页。
），也就是说“制度王国”背后往往都有着一个隐性的“观念王国”之存在。
中国历代所制订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必须把思想王国和制度王国统一起来。
帝制中国在历史的承袭与变异中形成了两种矛盾与冲突的“公”、“忠”观念：一种是以对君主的个人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的标准；另一种是以是否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与私（奸）的分野。
（注：参见张星久：《帝制中国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念及其制度表现》，《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这两种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制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
帝制中国处于支配地位上的政治主体，力图通过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这两种不同的公、忠观，即试图把这两种矛盾与冲突的公、忠观念纳入到君主专制的制度体系中去巩固君主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以维护“一家”、“一姓”之天下的长治久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系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系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一、专业的设置、招生人数及考试科目院系(招生人数)专业(招生人数)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508社会发展系(4)030301社会学(4)01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李汉林①1001英语②2080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社发系）③3152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02发展社会学沈红①1001英语②2080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社发系）③3153发展社会学03社会发展政策葛道顺①1001英语②2080社会理论、历史与方法（社发系）③3154社会发展政策二、导师介绍李汉林，社会发展系博士生导师。
1953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
1983年毕业于德国比勒菲尔特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际社会转型研究学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委员。
学科专业：社会学，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制度社会学。
主要著作：《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2012；《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2012；《中国单位社会》，2004；《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2005。
主要学术论文：“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2007；《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2007；《变迁中的单位制度》，2008主要承担课题：2006-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员工参与”；2007-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90年代以来工会的角色与作用”；2007-2009年，中德合作课题，“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的员工参与”；2010-2013年，交办课题，“中国发展经验研究”主要获奖情况：2007年，《中国单位社会》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二等奖，荣誉称号：人社部“百千万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沈红，社会发展系博士生导师。
1965年5月出生于北京。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转型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转型：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然而，这一系列的成就往往得益于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未曾突破的局限。
因此，成为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因、进程及其未来挑战和机遇。
动因：制度不适应和社会需求变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遵循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化运作方式，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有限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然而，这种制度模式也长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不适应，比如政府插手经济管理过多、社会参与度不足、信息开放不够等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和民主化的态势，仅仅依靠这种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参与需求和新的价值诉求。
人们不再象征性地支持国家和政府，而是希望参与政治和社会的决策和实践，成为更加积极的公民和社会参与者。
与此同时，也呼唤着新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构成了挑战和压力。
进程：改革的尝试和探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转型势不可挡。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几轮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探索，努力实现了政治和社会体制变革、社会治理制度变革和经济体制变革的互动性演进。
首先，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变革包括解除对个人的政治限制、推进选举改革、缩小政府权力等。
例如，地方政府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逐渐完善，令选民可以更加直接和深度地参与政治决策，并且特别是在行政权过多以及城乡建设失衡等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次，社会治理制度方面的变革则包括建设大众营造的公共交往平台、推进信息开放等。
针对公共信息普及程度段位问题，中国不断推进新技术的探索和实践，例如政府信息公开化平台和人民日报的数字化内容生产等。
最后，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包括放宽社会自由市场、支持独立媒体和民间组织等。
制度学派视角下的中国单位制的变迁
其 次 ，作 为 组织 方 式的 单位 制也 同 时发生 改变 ：一 是 单位 制 的
要 探讨 单 位制 的含 义 ，我 们首 先要 区分 两个 概念 ，即 单位 和单 控制 范 围缩小 ，在 仍 然保 持控 制 的领 域 中 ，控 制力 度在 减 弱 。二是 位 制 。李猛 认 为 “ 单位 ” 或 “ 单位 组织 ”是 一种 德 治性 再分 配体 制 在城 市社 区 重新 获得 活力 的 同时 ，单 位制 受到 了两 种不 同趋 势 的推 内的 制度化 组 织 。（ 李猛 ，１ ９ ９ ６ ） ） 李路 路则认 为 单位 是基 于 中国社 会 动 ，一种趋 势令 单位 在社 会生 活 中发挥 更 加重 要 的作用 ；另一 种趋 华伟 ， 主 义政 治 制度 和计 划 经济体 制所 形 成 的一种 特殊 组 织 ，是 国家进 行 势令 个 人相 对 独 立 于 单位 ，使 单位 的 覆盖 面 和 功 能减 少 。（ 社会 控制 、资 源分配 和社 会整合 的组 织化形 式 。（ 李路路 ，２ ０ ０ ２ ）
系列 社 会外 部环 境 的反 映 。因 而我们 可 以推 断 出外部 环境 的 改变 带 来 了单位 制的变 化 。
二 、单位 制变迁 的表现
有 一种 观 点认为 ：改革 开放 后 ，单 位制 发生 了很 大 的变 化 ，甚 至 已经开 始解体 。这 种变化 主要 表现在 以下几方 面 首 先 ，作为 单位 制 的主 体 的企事 业 单位 ，它 们发 生 了变 化 ：单 位 角色 职能 化 ；单位 利 益独 立化 即政 企 逐渐 分开 ；单 位 责任 具体 化 和 内 向化 ， 即由于企 业 成为 利益 主体 ，并 同国家 建立 契 约关 系 ，同 时 ，企 业对 提高 其成 员 收人 及生 活水 平 的责 任无 处推 卸 以及 国家对
对单位对象的研究
单位与单位组织特点相关文献述评13145016 杨哲单位制是1956～1978年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体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单位既是一种统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曹锦清、陈中亚在《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出单位的成因如下：首先，所有单位内部都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党政合一的特点，这与“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传统有关；其次，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讲，单位制的形成还与我国传统的村落文化有关；再次，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从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政权力量人为的组织起来，并依靠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加强的；最后，从根本上说，单位制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组织是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1]。
一、单位的定义：单位研究者通常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具有某种单位的特点，而那些非国有单位则不属于单位的范畴(李猛等，2000；路风，1989；刘建军，2000：41—43)。
在相关研究中，“单位”和“单位组织”更多是指涉一种组织形式。
以科层制为基础、“联合起来完成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点。
而“单位”概念所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单位或单位组织的概念着眼于组织的特点、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
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惟一或主要提供者，组织领导者完全取决于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的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
在单位组织中，人们对幕后活动空间的认识，以及在其间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力，就是权力[2](李猛等，2000)。
而王沪宁和刘建军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单位制度对于社会调控、社会控制的意义。
王沪宁把单位定义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3]。
古代组织管理文化与现代组织变革的比较
古代组织管理文化与现代组织变革的比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
自古以来，人们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部落、氏族、宗教组织、政府机构、企业等等。
无论古今，组织管理都是人们需要探索与研究的课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古代组织管理文化与现代组织变革的比较，不仅可以了解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发现管理的演化规律。
一、古代组织管理文化在古代，组织管理以宗教、政治为导向。
例如，古代中国企业家们，为了掌握整个制造、销售业务，不仅要掌握商业道德与技能，还要懂得政治文化。
因此，商人们在进行商业交易的同时必须掌握官方的礼节。
古代人们普遍相信，宗教信仰是让一个组织更加凝聚力强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古代日本，军阀之间为了增加自己部队的紧密程度，通常会设立“宗谷”，由一位教士来示范如何修行并引导部下。
这样，信徒在修行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增进自身的修为，还能够增进军队的凝聚力，使士兵们更加忠诚地为领袖效力。
二、现代组织变革现代组织变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工业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工厂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出现了“科学管理”的思想，成为组织管理的主流。
在此阶段，随着科技和市场竞争的发展，由人力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向系统、规范、科学化、数字化的管理方向发展，超越了人的个体感知和主观判断。
这种趋势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效率和精细化，使企业管理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变革包括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团队管理的推广。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可以更加透明、反应敏捷且高效地开展业务，实现了“从人力到智力”的管理模式转换。
团队管理的推广则意味着企业管理模式不再以机构和职能为导向，而是以团队和项目为导向，实现了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
三、对比分析古代组织管理文化和现代组织变革具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是：组织管理都需要实现内部结构的规范化、科学化、流程化和精益化。
比如，在古代宗教组织中，也需要进行规范化和流程化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公司中，规范化的企业文化也是很重要的。
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
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第一篇：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日益完善，除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外，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无论是数量还是层次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推动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但随着中小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已经制约了中小商业银行科学、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本文探讨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问题，重点以招商银行作为案例，首先对中小商业银行的概念和分类、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进行了简要论述；然后以招商银行作为案例，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简介；接着从股权结构、董事会职能、监督评价机制、内部控制环境、权力制衡机制等方面分析了招商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司治理理念、银行管理体制以及发展定位等方面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接着对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借鉴；最后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健全董事会的职能、创新监督评价机制、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完善权利制衡机制、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六个方面提出优化对策。
关键词：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目录引言........................................................................................................................... .. (1)一、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现状 (1)（一）商业银行的概念 (1)（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征................................................................................2 1.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2 2.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角色............................................................................................2 3.公司治理基础比较薄弱.. (2)二、招商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分析 (3)三、招商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存在问题及原因 (3)（一）招商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3 1.股权结构不够合理....................................................................................................3 2.董事会职能不健全....................................................................................................4 3.监督评价机制落后....................................................................................................5 4.内部控制环境不优....................................................................................................5 5.权力制衡机制缺乏. (6)（二）招商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原因........................................................................6 1.公司治理理念落后....................................................................................................6 2.银行管理体制制约....................................................................................................7 3.发展定位不够科学. (7)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外经验借鉴 (7)五、完善招商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化对策 (8)（一）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8)（二）健全董事会的职能 (8)（三）创新监督评价机制 (9)（四）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9)（五）完善权力制衡机制 (10)（六）推动管理体制改革 (10)六、结论 (10)参考文献 (11)引言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持续发展，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得到了快速发展，整体规模不断壮大，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截至到2013年底，我国共有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44家、农村商业银行212家，我国商业银行总数已经达到368家，但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始终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角色、公司治理基础比较薄弱，导致中小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普遍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小商业银行的科学、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考研知识点归纳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
考研知识点归纳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
它涉及到中国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变迁的历史变迁，对于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进行归纳，以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点。
一、古代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古代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
周朝的政府组织架构以“三公九卿”为核心，即在君主之下设立宰相、攻讦车胄（史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农、司朕等九个卿，协助君王处理政务。
这种政府组织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基本上延续至明清时期。
在古代中国政府职能方面，主要包括军事、财政、刑法、教育、礼仪等方面。
其中，以军事职能为主要职能。
古代中国政府重视军事防卫，设立军事官员负责军队的组织和指挥。
同时，财政职能也非常重要，设立财政官员管理国家财政收支。
此外，刑法、教育、礼仪等职能也有相应的机构。
二、现代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现代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内外压力，政府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政府组织架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实行行政、立法、司法分权的原则，设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和司法院等机构，实现了政府的三权分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组织进一步演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由主席和总理领导，设立了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机构。
这些机构在中国政府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负责政府的管理和决策。
就政府职能而言，现代中国政府强调人民民主、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
政府的职能逐渐扩大，涉及到经济、教育、卫生、环境等众多领域。
与古代相比，现代中国政府职能更加多元化和规范化。
三、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中国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演变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环境管理大部制变革的回顾与反恩
中国环境管理大部制变革的回顾与反恩作者：王清军，Tseming Yang来源：《饮食科学》 2014年第5期王清军1，Tseming Yang2（1．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美国佛蒙特法学院，美国佛蒙特05068）摘要：环境管理大部制变革是中国环境治理的中心环节。
环境主管部门法律地位渐次提升，能够保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进行环境状况审查，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紧张局面。
但环境主管机关法定职能的有效发挥，需依赖其它涉及环境部门体制改革的协力推行，以及中央与地方环境权力的合理配置。
环境督察体制与土地督察体制相比，在权力来源、管理体制及职能权限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比照土地督察体制，创新环境督察体制，使其法定授权职能有效发挥，或可作为解脱环境管理体制困境的纾缓之策。
关键词：大部制；法定职能；环境督察中图分类号：D922. 68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3/j．issn．1671-6477. 2010. 06.014一、前言大部制改革是中国为了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
其特点是扩大或整合一个部所管理业务职责的范围，把多种内容有紧密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
大部制改革重点不在于合并戒新设部委，而在于部门之间职能的重新梳理和整合口]。
环境管理大部制改革就是希望把原来分散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发展与改革部门等部门的水资源保护、土壤资源保护、核安全管理等环境管理职能，按照整体生态保护紧密联系程度及职能整合的逐步推进需要，最大限度地交由环境主管部门管理。
按照大部制改革进程，2008年举行的全国人大十一届全会，一致同意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基础上新组建大部——国家环境保护部（为当届人大唯一新设大部）。
新设环境部成立之初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藉此强化环境保护统一监管职能，改变其过去有职无权，权责不对称的尴尬局面。
中的变更和修改
中的变更和修改中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国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经历了许多的变革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中的变更和修改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1. 政治体制的变更中的政治体制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多次变革和修改。
自古以来，中就以君主制为主，而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政治体制，如封建制度和共和制度。
这些变更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社会的进步和演变。
例如，中历史上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现代化政治改革的方向。
2. 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由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逐渐向工业化和服务业转型。
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城市化现象的兴起，加速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也影响了中社会的人口结构和就业形势。
3. 制度和法律的改革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中的法律和制度也不断进行变更和修改。
法律的改革旨在提高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
中的司法体系也经历了重组和改革，以确保法治的落实。
此外，中还在行政管理、教育体制和医疗保健领域进行了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4. 文化观念的演变中的文化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到现代的开放思潮，中的文化观念经历了一次次的转折。
这种变化体现在教育体制、家庭观念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
例如，在现代化进程中，中的教育体制改革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以推动中的发展。
5. 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在科技领域的发展也对其进行了变更和修改。
科技革新对中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推动，极大地改变了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和经济模式。
这种科技发展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内，还对中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的变更和修改是在适应时代变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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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发布时间:2011-02-10 13:35 作者:李汉林字号：大中小点击: 546次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
中国的单位组织,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制度、统治和结构方式,也经历着这种史无前例的变迁,深深地留下了变迁的痕迹。
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
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
在城市社区中, 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在学校属于学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属于街道单位。
在中国单位里,人们相互熟悉,没有陌生人——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
与此同时,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密。
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
在这里,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社会行为的常态。
一方面,从制度上不允许人们割断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因为离开了单位,人们就会失去社会身份和地位,国家和政府也会失去像以往那样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失去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对个人本身而言,在目前的这种社会及社会化的环境中,也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它不仅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失落和迷茫,而且也会使人们逐渐失去自身社会存在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也就构成了单位作为制度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前提和条件(李汉林2004; Li Hanlin, 1991, 1993, 不/1994, 1995, 1996) 。
在孙立平看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而实现的。
具体地说,首先,借助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国家的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目标。
其次,单位制的高度组织化,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因而可以将各种讯息直接传达到民众手中,但民众却没有有效的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国家控制的力度。
再次,单位现象使得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
由单位制而促成的总体性社会,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孙立平, 1993, 1998) 。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
在当时,所谓企业单位办社会,单位功能多元化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社会后果,就是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其单位的全面依赖性。
如此,国家和政府对其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而仅仅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
换言之,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通过单位办社会、单位自身功能多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
因为,在任何依赖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只有以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进而获得社会身份、自由和权力( Simmel, 1968) 。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我们国家与政府进行社会动员以及进行整合全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制度与统治手段。
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纲举目张的作用,使整个社会中的利益主体由一元变成了多元,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识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随之也变得愈来愈明确。
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使得非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急剧扩张和迅速成长,并有了制度性的保证和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等诸方面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自由。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中国的单位制度逐渐发生着一些根本的变化。
功能多元化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观。
很多不属于单位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被逐渐地分离了出去,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被社会承担了起来。
即便一些单位仍然还承担着一些社会的功能,那么,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位组织功能多元化”,而是把对职工提供的这种服务当作了一种激励,当作为一种特殊单位组织中的一种社会福利。
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并逐步松动和瓦解,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地弱化;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也使得个人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在逐步的弱化。
国家对单位成员的动员能力,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的控制和整合的能力,都随着单位对国家依赖性的弱化而弱化。
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源分配的弱化、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趋势,对单位组织的行为和单位成员的行为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不同单位的组织和不同单位组织中的成员,在资源、利益和社会地位获得等诸方面的方式和差异变得愈来愈大。
这同时也说明,单位及单位成员的利益、资源和地位的获得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分配的结果,它同时也可以表现为是市场交易的结果,是能力和需求相互在市场上交换的结果。
在改革以后的单位中,单位成员不再把单位看作为一种朝夕相处的“生活共同体”,而更多地把自己的那份工作看作是职位和工作场所( job and7position) 。
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们的参与行为已经不再以对这种组织的全面依赖作为基础,而更多地是把参与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行为,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自己对组织的认同。
在改革以前,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必须通过单位组织并且也只能通过单位组织来表达、综合和实现,国家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和整合也是在单位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改革以后的单位组织中,由于依赖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得这种在单位制度框架内的表达和综合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弱化。
人们利益的实现,往往不仅仅是单位的一级组织和单位领导形成的决议和意见,而同时也表现为与单位领导在非正式互动过程中的协商,以及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所形成的决议。
按照社会学理论,当一个社会系统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不再仅依赖于某一个环境系统,而同时依赖于多个环境系统,与多个环境系统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系统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支配自己的行为,进而从依赖的关系和情境中解脱出来,获得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度(Luhmann, 1981; 1982) 。
如果我们据此来思考在中国城市社区中产生的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不断弱化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这并不是因为依赖关系的消失,而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依赖由一元变成了多元,即资源、利益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多元化。
正是在这种多元依赖的过程中,人们才获得了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度。
三我们在分析了单位制度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后,我们还需要指出,还有哪些根本的东西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从产权上看,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仅仅只是国有或集体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尽管现在对经济组织有了推行股份制, 实现藏股于民, 还股于民的尝试, 但占大头的仍然是国家或集体。
在这里, 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一个是产权模糊。
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可以代表国家, 但同时又都不是国家法人;任何一个集体所有制组织的财产都可以属于这种集体组织的“大家”和成员,但具体到每一个成员的时候, 却又谁都说不清具体什么东西,具体哪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份额和财产,所谓“看得见,摸不着”, 反映的就是这种状态。
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仍然还是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归谁所有,谁来负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权利、责任和义务的模糊。
一方面我们要求每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都要有负责的精神,“以厂为家”、“当家作主”,但是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 特别是在一些组织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 却总是被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行政隶属关系束缚着, 既当不了家, 也作不了主;既使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当家作主了, 也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那个含糊不清的国家与集体当家作主。
由于替“别人”当家, 也就很难像为“自己”当家那样尽职尽责, 于是,“公家的东西坏得快”的现象就会时有发生, 甚至会变得熟视无睹, 慷国家之慨的偏差行为也就会趋于不可避免之势。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 社会集团购买力不断失控的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产权仍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从管理正规化的角度出发,自然也就把他们纳入了正统的行政序列之中, 这就使得每一个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有了各种不同的、或高或低的行政级别。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对组织的行政级别问题作了若干的变动和革新, 比如有的城市按企业组织固定资产的大小, 生产产值和年创利税的高低来确定企业组织的行政级别和享受的政治待遇,从而改变以往完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认定组织的行政级别的状况,但始终还是没有跳出按照正统的行政序列的方式管理国有或集体所有社会组织的传统思路。
由于这种类型社会组织行政级别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获取资源、利益和机会的大小和多少, 所以, 在行政级别上尽可能地实现趋升避降,这仍然是目前大多数这种类型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在事实上所具有的强烈的内在冲动和行为动机。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纳入了正统的行政序列、具有了行政级别这一事实同时还意味着, 他们必须要隶属于一定的“上级单位”, 必须要接受“上级单位”的领导,这种类型组织的领导也总是要受到“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上级任命仍然是作为合法化的主要形式。
为了实现趋升避降,必须以服从作为代价。
从另一方面来看,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 一些物资性的资源、利益和机会被逐步放开, 国家管得愈来愈少。
但是, 一些非物资性的短缺资源、利益和机会, 比如像入党提干、晋职晋升、出国进修、政治与社会荣誉等方面的资源、利益和机会, 仍然部分地或绝大部分掌握在“上级单位”的手中。
为了换取这些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资源、利益或机会, 也必须以服从作为交换的代价。
这种类型组织的领导对“上级单位”是如此, 其组织成员对该组织的领导也是如此。
只要上述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种类型的组织就很难具有彻底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