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译者主体性,翻译活动与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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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者、翻译活动与跨文化交际
——以电影《鬼子来了》内的翻译活动为例
摘要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从语言学研究角度看,翻译的过程就是由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的转换过程。译者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听者或读者,实现从原语到目的语的意思对等。在这样一个A-B-C的过程中,中间环节B,即译者的作用和地位可想而知。若没有B,A 与C的交流存在很大的障碍,甚至完全无法交流。几乎在所有的翻译活动中,我们都设想B 本着“忠实”的态度来从事翻译活动。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跨文化交际中不断出现的文化差异、误解,甚至是文化敌对,反对“忠实”的声音越来越大,“忠实”受到了质疑乃至否定。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活动,跨文化交际,文化冲突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从语言学研究角度看,翻译的过程就是由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的转换过程。译者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听者或读者,实现从原语到目的语的意思对等。在这样一个A-B-C的过程中,中间环节B,即译者的作用和地位可想而知。若没有B,A 与C的交流存在很大的障碍,甚至完全无法交流。几乎在所有的翻译活动中,我们都设想B 本着“忠实”的态度来从事翻译活动。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跨文化交际中不断出现的文化差异、误解,甚至是文化敌对,反对“忠实”的声音越来越大,“忠实”受到了质疑乃至否定。
本人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在文化敌对的前提下,译者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取舍方面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一、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体性包含两个特征:一方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态度、动机、目的、偏见、文化价值观念等对翻译过程、原语和目的语会产生影响。体现在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总体把握和对原语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上,包括译者对原语关键信息的
选择、对原语的理解和阐释、语言转换的艺术、翻译目的的操控和由此带来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取舍等等。另一方面,译者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有来自译者自身的文化结构的制约,它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修养与理解水平;有来自目标语听者或读者的制约,它要求译者考虑目标语听者、读者的情况。
前人所提出的“译者主体性”都是在译者尊重翻译对象、本着“重视”原则的前提下所体现出的一种译者主体性,即其主观能动性。但是从跨文化角度来说,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有其差异性甚至存在对立性,如何文化冲突的前提下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达到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这是值得探讨的,这也对“忠实”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译者应该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呢?
二、文化冲突下的翻译活动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社会背景的差异,往往会产生误解。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喜欢说“你吃了吗?”,若译者直接将其翻译为“Have you had your meal?”,老外则对此觉得很诧异,甚至有点不悦,心想:我吃没吃管你什么事。又如中国人在闲谈时,喜欢问一些个人的情况,如“你几岁了”“结婚了没”“在哪工作,待遇如何”,老外将这些信息视为隐私。若译者直译,必然导致老外对此中国人的反感及不满。由此可见,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切不可盲目直译,从而造成双方误解矛盾,阻碍跨文化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还有一个更为极端的情况,那就是跨文化双方的敌对情况。这种情况在中日战争期间体现的最为明显。彼时,中日双方关系紧张,处于极端仇视状态,相互谩骂,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间的译者该如何选择,如何翻译更加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
以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为例,马大三与其他村民奉命对两个鬼子进行审讯。其中一个为翻译官,另一个为日本军人。日本翻译官为马大三与其他村民和日本军人翻译。当村民问日本军人“叫啥”时,日本军人未回答,直接大喊“杀了我吧,开枪吧,你们这群胆小鬼”,而翻译官将它译为“他叫花木小三郎,25岁”。更为令人注意的是:当村民问“杀过中国男人没有,践踏过中国女人没有”,日本军人回答“当然,我来支那就是要这样”,而翻译官转述为“他说他刚来中国,没见过中国女人,没杀过中国男人,是个厨师”。当日本军人说“我就是要激怒他们,我不与这群猪配合”,翻译官翻译的却是“求求你们别杀他,拜托了”。从这三段可以看出,翻译官并没有本着“忠实”原则进行翻译,甚至完全没有翻译,而是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对方,他拥有至高的自主权,因为双方没有一人懂对方的语言,他就是他们交流唯一的途径。在我看来,这已经不能算是一种翻译了,他脱离了翻译该坚持了原则,但
是,表面是这是一种翻译活动,而他就是译者。
三、文化冲突下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
《鬼子来了》中,翻译官,即翻译活动中的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时,并没有选择直译。我甚至不将他的翻译行为看作翻译,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原语转化为目的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原语与目的语根本没有意思对等,甚至意思完全相反。若一定要将其行为看作是一种翻译活动,那只能说他在行使翻译的职责——即双方的沟通,勉强可以将其采用的翻译策略或方法称为交际翻译法或自由译。交际翻译指的是视翻译为“发生在某个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的任何一种翻译方法或途径。因为这样的翻译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交际交流活动,所以完全一目的语接受者为导向,关注其在传递的信息对目的语接受者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四、翻译主体性对选择翻译策略及方法的影响
我们看到了《鬼子来了》中翻译官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及方法,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他这样翻译,为何他选择这种翻译方法。这和其主体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官是日本人,和日本军人属于同一群体,与中国村民处于对立。通俗的说,他当然是帮“自己人“。当日本军人所说的语言是冲突中国村民,会造成其自身死亡的时候,为了保护日本军人,他就没有直接翻译其原语,而是用中国村民可以接受的语言来回答。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愿望,翻译主体会对原语进行改造后再进行翻译。这种改造可大可小,在改造的过程中即实现了主体性的发挥。
五、翻译主体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无疑,在这样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翻译主体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甚大。站在不同的角度,阵营的译者往往对同一原语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翻译主体在同一跨文化交际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从《鬼子来了》了,我们可以看出,译者为了保护说话者,翻译时会采用有利于说话者的翻译。还有其他情况,如译者为了缓和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关系,会采用比较温和的翻译,减少双方语言中较对立,较有冲突的语言,将这些激进的语言转化为温和的语言。若译者不安好心,为了激化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矛盾和误解,则会采用双方都不愿意接受的激化矛盾的翻译。
由此看出译者思想、译者意识、译者心理、译者职责、译者情感都对翻译活动有很大的影响,翻译活动能够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所以跨文化交际中,翻译的主体性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