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中苦难意识的对比分析

余华《活着》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中苦难意识的对比分析

人生中总是充斥着各种痛苦，在文学史上，余华的《活着》刺痛人麻木的心，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让人感受生命的顽强和斗争，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后依旧活下去，他们都表现了普通人在充满苦难的生存困境中背负着生活的重荷，依旧保持人性的美好，执着活下去的那种坚韧精神，从而体现民间生命力的顽强。但是由于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与审美观，两部作品在阐述同一个主题——人生苦难时，则是从不同的审美层面上来凸现主人公直面苦难的方式的，本文在此背景下，对余华《活着》和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中苦难意识进行对比分析。

苦难作为哲学意义上伴随人生的永恒存在，使两部小说展现的人生苦难具有全人类的属性，象征着人类无尽苦难的缩影。尽管由于作家审美个性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差异，福贵与索科洛夫对苦难的消解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纯粹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精神品格同样令人感动，那就是：坚韧、宽厚、顽强与乐观。这种精神无法不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无法不给我们以精神的力量和活下去的勇气，这正是对余华的《活着》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的苦难意识进行比较的意义所在。

一、《活着》和《一个人的遭遇》中苦难意识对比

（一）主人公引入方式比较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曾引起过前苏联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通过普通劳动者索科洛夫和他一家人在卫国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反映出这场战争给前苏联人民所带来的严重灾难。

《活着》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活着》这部小说里，余华用他那近乎“冷漠”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受难史。小说记载，“我”当时在乡间收集民谣，遇见了福贵老人，听他讲述了一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徐福贵曾经是个阔少爷，但由于无作为将祖产挥霍一空，还气死了自己的父亲。当福贵准备浪子回头，决心种田养家时，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得不在一幕幕战友惨死的悲剧中亲身感受战争的荒谬与残酷。后来被解放军放回家，福贵发现母亲已去世了。最终团聚的一家人在贫穷、饥饿中相互扶持，過着平凡而快乐的生活。

但苦难从未停止，妻子和儿女先后在疾病的痛苦中死去，女婿也在意外中死亡。几年后，这个家族最后的希望——小外孙也吃豆子撑死了。一切曲终人散，只有福贵老人依然宽容地生活着，静静怀念远去的亲人们。

对比这两部小说，我们会发现，在叙述中，两篇文章都是以“我”引出文章的主人公，而主人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生活中，他们都有温柔贤惠的妻子，伊琳娜使索科洛夫感觉到“天下

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福贵也不能不感慨“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这两个家庭都是平凡而温馨的，在无数的动荡中，这种温馨成为了主人公面对痛苦的强大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波折的人生；在人生中，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索科洛夫和福贵同样经历了早年的浪子生活、艰辛的战争岁月和不断失去亲人的痛苦。

（二）主人公面对苦难的不同人生态度

索科洛夫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了一种坚毅勇敢，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一个人的遭遇》“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在于揭示普通俄罗斯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果敢精神、英雄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慷慨无私的胸怀”。“面对生活中接踵而至的苦难，他向生活发出了质问：“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在残酷而无助的战争环境下，他毫不抱怨，默默忍受一切，“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得话”。不幸被俘后，他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时时刻刻想着重回自己人那里。在可能的死亡面前，毫不畏惧，视死如归，既不慌张，又不胆怯。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挑逗等卑鄙行径，索科洛夫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保持了一个俄罗斯人的骨气和骄傲。

福贵是一位典型的顺命者，生活中不期而至的灾难，他总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平心静气地忍受这一切。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福贵信守着做人的准则，“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于是他和自己的命运达成了和解，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任何绝望和郁闷都变得无比怯懦。福贵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忍受。“福贵在苦难中参透了生死之谜，不再为死而悲伤、为生而欢悦。活着就是活着，死去就是死去，生死他已不屑分辨，重要的是亲人活在心中”。“在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之后，他与一头垂暮的老黄牛为伴，沉浸于耕作的乐趣中。言谈间，透露的依旧是一种满足和平和。他为自己比那些风光了一阵子而断送性命的人活得长久而心满意足，为自己亲手埋葬了所有的亲人而心地踏实”。

二、苦难意识表现出的不同人生态度的原因

（一）民族精神的影响

无论是肖洛霍夫笔下的安德烈·索科洛夫还是余华笔下的福贵，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艰难困苦，战争的血腥残酷，亲人的生离死别，面对命运多舛的苦难人生，他们在坚韧地承受和担当中表现出迥异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人生态度，索科洛夫表现出坚韧、勇敢、刚毅的性格和“一切向前看”的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而富贵则表现出忍耐、温婉、平和的性格和对苦难人生的平静、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这种差异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积淀，与他们各自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又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民族。纵观俄罗

斯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既向外扩张侵略，又被外来侵略扩张者奴役的历史。在反对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中，他们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奏响了一曲曲英雄主义的凯歌。备受欺凌的历史固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灾难与屈辱，但俄罗斯人民以鲜血和汗水，以坚韧不屈的精神，一次次地战胜了外来入侵者，驱除了灾难，洗刷了耻辱，在废墟和荒芜中重建家园。余华将《活着》的主人公命名为福贵也有他的独具匠心之处。“福贵”这一名字含有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意为“富贵之意”。福贵的一生命运多舛，对苦难和死亡所表现出来的坦然、平静、超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的“生死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二）作家个人审美情趣的不同

同是表达人生的苦难，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格调，究其原因皆源自于作家不同的审美观与创作个性。肖洛霍夫是苏联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从历史的高度审视战争、革命与个人的命运的冲突。

他的作品主要展示战争、革命对人的生活和幸福的破坏，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唤起人们对战争的痛恨，对革命的沉思，对人性魅力的钦慕，对人的力量的信心，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向往。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他的目的就是要写出“不是命中注定要惨遭失败，而是坚强有力、能够在他自己的路途中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和生活的不幸”的普通人物。通过索科洛夫在战争中不幸的遭遇，作家展示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心灵创伤，以人道主义为理性尺度揭示了战争的毁灭性本质，并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彻底否定了战争本身以及它给人带来的种种苦难。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将人和战争，普通人战胜个人悲剧的勇气和意志，人的命运，道德的力量等许多人类共同的问题浓缩在索科洛夫的遭遇里，使主人公经过生和死、爱和恨、幸福和绝望的种种考验，达到人类精神的高度升华。他通过刻画索科洛夫悲剧性的命运抗争，展示了人在苦难中奋进的激情，肯定了人在苦难现实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人不是命运的奴隶，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确立了人与苦难抗争的价值规范。

作家余华在经历了先锋派文学的试验之后，创作态度由与现实的对立转向以同情的眼光看待现实。他在活着的序言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活着》中体现的生命意识是作家认同古老中国生存智慧的体现。这种追求生命的长久和消解苦难的生存方式是以生命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好活自然要活，赖活也得活，活着，活下去，“不怨天，不尤人”是生命的第一义。

三、不同苦难意识的审美特征

（一）文化样态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