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互动中国内政治学教育阐述

政学互动中国内政治学教育阐述

一、政治学教育的起步

政治学教育的起步能够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开办招生为标志。１９１０年３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四百多人，分布在７科１３门，其中法政科所设的政治法律两门均有招生。这批学生１９１３年底毕业，这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其中就包含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此次法科毕业２５人，其中政治门１２人，占当时全校毕业生２３０余人的５％。法政分科大学的教学等情况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法政分科大学政治门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根据规定，政治学门的课程共开设１９门，其中主课１５门，补助课程４门。很多课程都是跨学年授课，四个学年的课时量均匀分配，每周２４节课。每门课程结课时要求学生要交出自己的毕业课艺和自著论说。政治学门课程表如表１所示，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政治学本科专业课程表。除了表１中列出的各个科目，学生如旁听其他学科或其他分科的课程，均作为随意科目。关于教材和教学要求。分科大学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只有《大清会典要义》的教材是自己编纂，其余教材只能采用国外教科书的翻译本。而这其中又主要是翻译日本的教材，有的教材直接采用日本原版，甚至《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都仿照日本《中国法制史》的义例编纂，课程讲授方法完全参照日本的模式，法政分科大学对于各门课程的教材和讲习方法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大清会典要义》，用坊间通行之《大清会典》节本及《吾学录》，摘编为成书讲授。“其余西学各名目，外国均有成书，宜择译外国善本讲授”，其中主要是暂行斟酌采用日本教材。第二、法政科大学师资和生源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对师资问题非常重视。

学教员分为正副两种，正教员以将来通儒院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者充选。……副教员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优等中等文凭者充选。也就是说，正教员理应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副教员则至少是国内外的优等本科毕业生，这在

当时应该是极大的要求了。１９０９年分科大学开办时，摄政王载沣

与主管大臣张之洞对于分科大学之组织异常注重，命令驻各国使臣注

意寻访甄选优秀的留学生，让他们回大学堂任教：慎选留学员生之学

业精深、堪任某科教习之责者，毋论官费自费及有无职官，咨保来京，学部考验奏奖后充该堂教习。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每一

专门学科均要设正副教员。法政科大学聘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

济科的林棨为首任监督，师资聘请的工作从翌年正月开始实行，王家驹、芬来森、李方、王基磐、陈箓、沈觐扆、冈田朝太郎、白业棣等

八人在开学前被聘为法政科大学教员。三月份开学后又陆续聘请了一

些教员，如四月聘博德斯、七月聘震鋆、十月聘科拔、十二月聘王宝田，１９１１年又聘徐思允、嵇镜、巴和三人。教师队伍能够说是保

持了完整和连续，当时法政科学生人数很少，第一届毕业生才２５人，所以师资力量还算充实，师生比至少达到了１：４。法政科大学学生

因为预科学生不够，主要来自师范馆及译馆。时关于法政科大学生源

的规定是：法政科以师范第一类学生及译馆毕业学生预科法文班学生

升入，这批学生１９１３年毕业。１９１３年毕业的法科学生２５人，其中政治门１２人，分别是：陈恩普、彭望邺、黄文浚、张振海、刘

秉鉴、王廷勷、钱天任、裘毓麟、张承枢、谢宗陶、伦绰、张辉曾。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这１２个人成为中国政

治学史上首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随后几年，政治门毕业生数量也不多，例如到１９１８年政治门毕业生仅为６人，而法律门为６１人。

根据１９１０年法政科大学校舍建筑规划，建设讲堂１２间，其中容

１６０———２００人的１０间，容２５０人的２间，容５００人的

大讲堂１间。另外还建图书室，设藏书处、教员阅览处、学生阅览处、阅报处等，还设有讲义堂，印刷、讲义处各１间。建学生宿舍３００间，每间４人，自修室３００间，每间４人。另设浴室、会客厅等。

从这些规划能够看出，法政科大学建设的起点很高，规划规模很大，

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些规划大都没能从纸上走向现实。

二、近代政治学教育的社会推动

１．制度变革———近代政治学教育兴起的“市场需求之手”近代政

治学教育兴起于清末，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主要以日本法政教育为蓝本，以培养新式法政人才为目标，而其兴起则主要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

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制度变革的需要才使得兴办政治学专门教育和培

养专门人才成为可能并付诸实践。首先，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对新式

人才有迫切要求。在社会政治危机日益深化的形势面前，清政府决定

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实行了一些新的政策。而

政治方面诸多政策的实行无不需要新式的人才与之配合。如建立新的

法制，１９０５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就指出当时培养新式法

政人才的必要性：避免当时频繁发生的教案，需要谙熟外国法律之官员；收回司法主权，修订和推行新法律需要大量的通律人才。而这些

新的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专门法律学堂。所以他们认为：法

律在今日为内政外交之枢纽，将欲强国利民，非专设学堂、多出人材

不可。清末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立宪。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的胜负，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理解到了这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是立宪打败了专制。正如后来李剑农所言：日本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

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

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

万雄兵。在救国图强的时代背景中，立宪法治的路径选择成为大家的

共识。《宪法大纲》等法令的制定和推行，咨议局、资政院等新式机

构的构成和运作，还有改革官制等等措施，旧式教育体制培养的人显

然无法满足需求。所以，推行新式教育，培养法政人才成为一个非常

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指出：变法之本，在

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而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培

养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将重点放在展开法政教育，所以他说“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其次，教育制度的变革为政治学教育提供了条件。

清末教育制度变革最主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新式学堂。１８

９５年天津中西学堂和其后南洋公学的创办，使新式学堂逐渐兴起。

百日维新期间，政府对教育制度实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例如改革考试

内容废除八股考试，将书院改为学堂，设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