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材料：从《红旗谱》看革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补充材料：从《红旗谱》看革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今天第二节谈到《红旗谱》，重点在阐述革命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革命既具有强大的压力，它使文学成为一种美学的异化之物，但文学也从革命这些巨大的历史场域中获取新的资源。

更重要的在于，文学依然或者始终有其自身的抵抗机能，这就是作家主体的不能磨灭的一种生活记忆，字词的修辞性所携带着的传统文学性的持续力量。

这些使得文学在任何压力之下，总是有一种超出历史之外的可能性。

这一点是我理解革命文学，饱受磨难的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论出发点。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未能展开得充分些，现在把我的讲稿的一部分发给大家，供课后参考。

第四节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质
1957年，梁斌的《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被推举为中国现实主义最成功的作品，也被后世的文学史家看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代表作。

《红旗谱》表征着中国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

它所建构的那种革命历史观念、那种叙事法则，它的审美趣味，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

《红旗谱》为什么能获得成功？是怎么获得成功的？梁斌是如何完成他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呢？
《红旗谱》在五、六十年代获得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成就，典范之作。

它所展开的是一幅壮丽和广阔的历史图画――评论家写道：“小说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到’九一八’事变后将近十年间北方
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并在这一宽广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还有评论写道：“这是一部比美玉珍贵千倍的书。

作为史诗，它记录了三十年代战斗的声音；它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党和劳动人民直可追溯至远祖的血缘谱系；从而也有力
地感召了我们，以使们的后代：要无愧于前辈，把绵延不绝的革命谱系，更加发扬光大地接续下去，直到千秋万代。

”权威评论家邵荃麟写道：“作者从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重重苦难和前仆后继的农民革命斗争过程中，从农民自发到自学过程中，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相汇合，从而领导了农村革命斗争的曲析过程中，深刻地描绘出中国贫苦农民的坚韧、强毅、朴直和善良的灵魂和性格。

……写出了他们那种斗争韧性、他们希望、欢乐和梦想。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与斗争，在艺术达到相当深度与高度的作品。

”
在这样一个断裂的、自我起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中包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场。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说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个人起作用的空隙呢？隐匿的主体是否可能从那些字词、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
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
有写作主体的痕迹？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可能性呢？
在左派激进主义运动退潮的70年代初期，罗朗．巴特发表了后来影响卓著的《写作的零度》。

巴特设想一种先锋派的语言形式主义，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追寻一种纯粹的无止境的语言实验，并且赋予这种写作以一种革命性的意义。

巴特也同样设想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残余，甚至清除传统和记忆。

但巴特在这一点上摇摆不定。

但他坚持认为，语言的形式主义策略可以成为作家个人的自由选择，超越于历史、现实、社会压力之上。

巴特设想的这种激进式的写作只是一种写作自由的理想化境地，但他从另一方面提醒人们，写作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自由和妥协的顽强性。

这使写作不可能完全屈服于单一的现实压力。

激进的巴特也不得不承认：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他写道：“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有其双重性：当一般历史提出（或强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问题时，写作中却仍然充满着对其先
前惯用法的记忆，因为语言从来也不是纯净的，字词具有一种神秘地延伸到新意指环境中去的第二记忆。

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了。

……”。

尽管巴特的表述向来都很晦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论述把握基本的意义。

巴特追寻写作的自由，他认为个人写作的自由应该可以超越历史与传统，但字词的记忆形式却顽强地把写作拉回到过去的状态。

巴特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以及字词的记忆依然起到的作用，即使是革命性的写作，一种对零度写作的追求，也不得不与传统和字词的记忆达成妥协。

不管是先锋派的实验性写作，还是革命性的写作，都是一种激进的与前此的文化传统决裂的写作，前者服从于个人的绝对选择，后者则臣服于社会化的集体意识。

但对于文学写作来说，终究不能彻底摆脱传统和字词的记忆形式。

字词的记忆形式在写作中，同样可以扩展为个人的记忆形式，以至于个人记忆的经验内容，它使写作始终能回到文学本体。

那种被称之为文学规则的东西，以
及个人的记忆，在先锋派的或革命性的激进写作中，依然在起着潜在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文学实验，那些颠覆性的革命写作，才与文学传统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衔接上，才可以被文学共同体认可为文学。

字词的记忆正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保持习惯指涉关系，它使文学的那些修辞方式，那种表意形式得以存在。

而个人记忆则是使文学作品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

在革命文艺的激进实践中，这些字词记忆和个人记忆是以非常隐蔽而暧昧的方式保存下来，并起作用的。

在革命文艺的理论阐释中，“来源于生活”，何以被推到如此重要的地步，这是令人奇怪的。

没有任何写作者会认为文学离开了生活会有创造力，也没有人可以离开生活而写作。

每个写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生活，这个自明的真理，这个真理性的常识，在革命文艺的理论表述中被强调得有些过头。

“来源于生活”在这里掩藏着清除／填补的又重矛盾：从直接的意义看，“深入生活”是作家改造世界观的途径，到群众中去，体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
争生活。

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才可能把立场转变到工农兵方面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但是，要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则并不能单纯依靠正确的世界观，依靠革命的纲领和概念。

只有生活，活生生的现实才能构成文学作品的形式。

对于革命文艺的写作来说，也就是用透明性的语言，描摹生活的实际情状，这才能获得民众的欣赏。

这个看上去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包含着根本的矛盾。

没有生活，没有真实的个人经验和记忆，作家无法写文学作品。

生活是一个被理想化的飞地，在那里，作家既可以改造世界观，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又可以获得个人的经验和记忆。

这个矛盾的双方，与其说是对立面的统一，不如说是妥协的结果。

世界观的改造既要通过“深入生活”，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深入生活”成为世界观改造的补充形式，成为革命与艺术连接、融合、妥协的方式。

生活本身的那种多样性、那种质感，那种气息，使革命文艺最低限度保持了审美要素。

一切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如何转化为文学艺术作品呢？对于革命文艺的写作来说，并没有
例外。

实际上，深入生活，获取经验性的素材，这一切都要转化为个人记忆，转化为可理解的字词记忆。

是什么使《红旗谱》成为一部“成功的”革命文艺作品？按照当时的解释，当然是指它反映了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反压迫的
斗争。

在当时众口一词的评论中，人们只是审慎地谈到它的艺术性，首先要肯定的当然是它的政治性。

但是什么使《红旗谱》成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梁斌在谈论创作经验时，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它的写作被称之为文学性写
作？
在1959年，梁斌发表的最重要的创作谈《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的文章里，梁斌反复谈到了他的经历、经验和个人记忆，按照他的说法，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人物，都有原型，都是他少年、青年时代经历的人和事，并且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出现过。

梁斌不经意地说出革命文艺所需要加强的美学因素：“书是这样长，都写的是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
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

”这些情节，被作者称之为“生活内容”，而那些革命、斗争，显然是属于另一个范畴。

当然，《红旗谱》在当时引起轰动，据说印数达到数百万册，正如我们已经首先承认的那样：这得力于它所表现的革命历史内容，它正面塑造的革命人物形象。

但是，这些革命性的内容，也只能保证它在政治上的正确，保证它具有足够的政治色彩，并不能使它理所当然成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

只要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这部作品的革命内容其实非常有限。

小说一开始就表现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冲突。

这场做足了功夫酝酿气氛的序幕，并没有多少激烈的斗争场面，地主冯老巩也就是要砸一口钟而已，这里面连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杀父之仇都没有。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深仇大恨也看不出多少凶狠的暴力行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神话，并没有坚实的根基。

就朱老忠的故事而言，这部小说看上去，与传统小说的“冲突－去乡－归乡－复仇”的模式并没有多少区别。

严志和直到走投无路要到济南去探监看望运涛，他居然
还想要去找地主冯老兰借钱。

这当然也可以用于说明农民阶级觉悟不高，也反衬出地主阶级的冷酷和狡猾。

但它也不自觉地表现出乡土中国农村的人伦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阶级对立，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带着浓重的小农经济色彩，远没有到无产阶级革命地步。

这里面呈现的历史，被打上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印记，但也只是印记；在这个印记的下面，依然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的那些自然经济关系
和人伦关系。

很显然，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还原经典意义的历史。

作为一部革命史诗，一部典型的革命系谱学，《红旗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到猛烈的攻击。

1970年1月21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向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开火》，历数其罪状是：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

文章写道：“小说借贾湘农之发尸，还王明之魂。

妄图把叛徒王明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党的化身，把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饶恕罪孽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为’火种’’红旗’，标榜为’历史前进的轨迹、
可以与日月同辉’”，当日的《河北日报》还发表署名冀红文的长篇批判文章：《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文章声称，经过查考历史档案，小说所描述的历史以及表达的观点，完全抄袭自王明集团，是王明“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谬论的翻版。

这显然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表达的光辉思想大相径庭。

当然，文革的大批判文章可以视为胡说八道，所谓“欲加之罪不患无辞”。

但历史在理解中肯定要发生歧义，革命历史叙事的意义无疑是被“概括出来”的，文学叙事文本并不能固定一种客观化的历史，正如客观化的历史也不可能封闭一种文学叙事一样。

对于梁斌来说，他所能遵循的，不过是革命历史的基本原理，纲领性的思想，他试图还原历史，只有回到个人记忆，回到他所熟悉的乡土中国的生活氛围中，他才可能呈现完整的历史。

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是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的。

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

正是这些被称之为“生活”
的东西，与革命历史并没有本质的联系。

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这些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的成份，其实是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

革命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的记忆，然而，还是它们，给“革命”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给革命以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

革命的命名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但命名使革命获得自己想要的假象。

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

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是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个人的情感记忆相关涉。

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引入福科的系谱学观点，福科的系谱学怀疑历史中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系谱学不得不揭示的最深刻的真理就是这样一
个秘密：事物（历史）没有本质，或者它们的本质是用事物的异化形式零碎地拼凑起来的。

福科坚持认为，如果历史是对规则体系的极度而秘密的盗用，这种规则体系本身就没有本质含义，如果为了强加一个方向，使其服从一种
新的意志，强迫它加入一个不同的游戏之中，以及使其受制于次要的规则，那么人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的解释。

福科把注意力放在事件、历史性运动，以及历史的力量关系中。

他到处寻找统治策略，那些转让，耍花招，技巧，行使职责等等，他看到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下的历史情境。

系谱学的观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革命历史叙事并不具有客观的绝对性，也未必不可能与个人的情感记忆形成一种复杂的指涉关系，即使在如此典型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在如此严酷的历史情境中，依然有着一种被称之为个人经验的东西，个人记忆和个人修辞的东西存在。

那些字词连接的不只是一个被固定和确认的历史，同样有可能是一个未知的，非本质的，有着无数隐秘要素的那种历史关系项和文学场。

在这里，我并不想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具有某种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当然也不想为其提供具有美学上永久合法性的理论佐证；本文只是试图去揭示那些人为的历史断裂及其后果。

历史断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提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那些被忽略的问题，因
此，我试图去开启文学的历史化叙事与文学性的那种素质，那种在写作中不能完全压抑的个人记忆（经验）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二者构成的复杂关联形式。

我们确实可以从理论上，同时从经验上认定《红旗谱》这种作品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按照一种政治律令（例如，阶级斗争原则）去选择故事，塑造人物，安排情节和人物的的行动。

早已为政治律令确定了本质的历史，决定了《红旗谱》这种作品反映的历史。

但是，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把文学写作简单化。

在历史的客观化过程中，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受制于历史化，但文学艺术作品，文学写作总有一种内在特质无法被完全历史化。

虽然，革命文艺重新建构自身的历史起源，它切断了与过去历史的连接，甚至改变（抹去）历史主体的地位，这一切都使新兴的革命史清除了任何的（非无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杂质。

然而，如果深入到文学文本内部，回到文学写作的具体环节，则可以看到：即使象《红旗谱》这样典型的历史化的小说，即使处于那种特别的历史时期。

依然有某种属于文学性的东西，它与作
家个人的独创性相关，它是作家个人记忆的呈现，是文学性字词的本能记忆方式。

个人记忆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倔强性，都有其超历史的，或者说不能完全被历史化的那种潜能。

尽管“永远历史化”（杰姆逊语）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根本特征，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但如何理解在这种历史化中，那些被称之为文学性的要素始终能够起到作用，它们依赖什么资源？以何种途径得以实现？经历过作家的生活体验，经历过回到内心的运动，那些个人记忆拒绝了被历史简单同化，他们顽强指向一个另一种存在，指向历史之外的可能。

正如罗朗．巴特所说：“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

……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

”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

这就是文学得以永久存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