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与《春秋》_1

再论孔子与《春秋》

导读：本文再论孔子与《春秋》，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的一些传统看法如诸子皆为经传而《春秋》为六艺总纲等等。没有耐烦做详细的考证。上述观点仅为一时之灵感，并非成熟的意见，所以前面讲明是”冥想“。这么写法自然不合规范，只是一动笔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只顾自己痛快，很少虑及他人之阅读习惯；替人家想多了，胸中郁积的闷气就吐不出来，害得自己难受。您劝我都是为了我好，心里明白，以后会小心的。

我对学术史上的孔子与《春秋》是这么看的（全是假想）：孔子可能曾以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团（故夫世以儒墨并称），志在代周而兴，确立某种凌驾政权之上之教权（《说儒》中提到的预言诗或为孔子自作也未可知）。其势之盛直可震动当代之超级大国。当时的世界沧海横流，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成为政治家的日常用语，天下诸侯朝不保夕。孔子以”六艺“培训政治人才，于诗、书、礼、乐之外另编《大易》、《春秋》（此《春秋》乃孔氏平日之教材，不可能为临终前夕编订的《春秋经》）。二者无非是乱世之政治学教材。这部《春秋》的内容由《左传》可以推知或即《左传》的叙事文字，如此方可讲授政事，言语二科。孔子之门人弟子后来遍布各国政界，隐然形成一大政治势力。诸侯得之必增臂助，何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为行理想甚至不惜与人所不齿之”

叛臣“合作普天之下又有谁人敢用？孔氏周游列国，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控制中原政局的晋、楚两国，最终失意而归。晚年孔子修订”六艺“以为新的王纲《诗》《书》为”太平世“之王官学、《礼》、乐为”升平世“之王官学、《易》、《春秋》为”据乱世“之王官学一以心性工夫之深浅为等差。临终前夕他将《春秋》所载诸侯乱纪败德之事勒为一编－－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经》。孔子将不可书见之”大旨“口授亲近弟子，内容包括一套制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法以及通权达变以趋大同之政略。《春秋经》兼摄经权、总纲六艺，代表了孔子之道身，此即”素王“之意（思想性人物常以其思想为永恒的生命）。熊先生《读经示要》以为《大易》、《春秋》”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易象》、《春秋》原属”周礼“系统，为孔子离析以为新的王官（其独立的”王官“地位至战国之世才为学术界所公认）；二经经文皆为”空套“，而真实内容隐于”传记“（此即”述而不作“之本意）。是时中国因信仰危机引发长期的政治动乱（日本汉学家三十年代即有此论），诸子开始起而创教，”家言“纷起。唯有孔氏深谋远虑，利用华族崇古心态以”官学“形式伪装”家言“以俟乎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圣“其心思智计之深长直可震古烁今。害得日后中国最优秀的头脑为之猜了两千年的笨谜允为”至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历史还给这位超级天才的公道；诸子虽然各有神通，遇上圣人，就只有自认晦气。历史上的孔子乃一罕见的具有高度黑格尔式辩证心智的思想天才。其门人弟子很难想象谎龅浇耆嘁斓男睦碇仕睾

托车厝谖惶宥环睦硌纤档摹比烁穹至选埃獯笤季褪呛罄础比宸治恕暗母驹颉?/P> 大致而言，孔门”诗书“一系后流衍为墨学、道家－玄学－中国佛学三系、孟学－宋明理学；”礼乐“一系流衍为刑名家、荀学－两汉经学－－乾嘉考据学；”易春秋“一系流衍为阴阳、兵、法、纵横家、黄老之学及中国史学。孔氏立教之宗旨仅为少数亲近弟子所知，由此衍生日后之经今古文学之争。尊奉”素王“的儒家（主要为孟学、公羊一系）付出血的代价，终于征服秦汉帝国（”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位”文王“或许就是”王正月“之”文王“）。灾异、谶纬之说恐为当日儒家在政教之争中使用的手段（就造作者而言），并非思想史上的材料。董仲舒就想用这套把戏”以元统天“，结果看错了对象－汉武帝何等聪明，只和吕步舒核实一下就让董道士露了马脚。《太史公书》仅仅暗示了一些内幕，因为有些话实在不便端到台面上讲。司马迁在称美”春秋笔法“之时未尝不是在暗示他的史记笔法。

我想和先生说一下自己研究先秦两汉思想史的心得，错了您别笑话。

1、这段思想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其中存在许多断环。现存资料仅为原始资料之一小部分－研究之时时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蔽。

2、学术史研究是给历史上发生的学术案件进行断案工作，有些永远无法覆案，只能提出较为近真的假想。最好的方法是在形成构想之后努力寻找于己不利的证据，通过否证方式补充完善，直到说服自

己为止－以分析论证的方式说给人听不能作数，因为一条可靠之反证即可推翻所有有利的证据。学术规范一如字帖诗格，过于注重有时反生弊端。

3、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近代学术史的论断乃当日之”证人陈述“，弥足珍贵，应以之为重要依据校正我们的学术史研究－有时就是无法理解也要接受。现在的史家人人都能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自圆其说，对存在大面积空白的上古史作了明晰的论定－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然，古人之说也要区分其可信度。比如，在《左传》与《史记》抵牾之处，我往往信任《史记》。《左传》并非客观的历史记录，有其主题思想，有时会用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太史公见过《左传》，其取舍自有道理。我虽不知理由何在，但完全信任他的判断力－一位优秀的史家就是一位优秀的法官。可信度自然只是相对而言－太史公也会判断失误，其书也可能为后人所改窜但不会象康、崔辈想像得那么离谱。刘歆若是改窜了《史记》，哪里会对《左传》”获麟“后的记载手下留情？康、崔完全是疑心生暗鬼－要指望这样偏心的法官断出公正的案子简直是缘木求鱼。

4、孔子乃笼罩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思想巨人，其心智之复杂必有出人度外者。研究之时不可存有任何先见。

①《论语》自然紧要，但依其内容判断乃德行科之材料，未必反映孔学之全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三千弟子有的不远千里登门求教，付了学费却不好德－孔氏如果仅为一道德教师，怕连学费都收不上来。朱夫子编了一套四书，就因没有自问”何以为纪纲“坏了

几百年的中国政治。蒙古人来了，满洲人来了，西方人来了，当世界变得不道德的时候，中国君子仍然将自己闭锁在道德化世界之中。这道德化世界无非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封闭的想象系统，其防御机制不断拒斥或过滤来自外界的信号，使人置身于白日梦的情境之中。而当外界信号强烈到足以摧毁该系统的防御机制之时，白日梦者便在顷刻之间被唤回冷酷的现实世界。此其所以两宋明清四朝皆以一出《桃花扇》收场。现在的中华民国不过是明清中国之残余，弄到最后连虬髯客都不知该怎么做－所有代表正统中国文明的政权无一例外地因为文明的内在弊病做了陪葬。佛、道是山林哲学，而儒学乃庙堂哲学，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客观现实－马列主义入主中国正是出于对空谈心性之宋明理学的反动。王船山从亡国的惨痛中领悟出”即事见理“这四个字，真是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深刻的教训。最终仍然扭转不了局面。述朱者众，知王者希这不仅是船山的不幸，也是中国民族的不幸。

②金景芳先生以为”仁“须加上”时中“才说得圆孔学，此论极有见地。吴起的太老师大概不会教学生去做宋襄公。《易传》造境深宏，儒家系统之中没有第二人的学力可以企及其版权问题实为不成问题之问题。而太史公乃中国史学之头号权威，可谓千古巨眼。他濡染原始儒学之氛围又熟悉大量现已经失传的一手材料，所作论断含金度极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后人对之应抱几分迷信才是，轻疑有时也会造成心理之蔽。一篇马王堆《易传》就够学术界消受，再出几篇又当如何？钱穆先生《论十翼非孔子作》举出十条证据，凭心说牵强附会者居多，有点道理的只有两三条－太单薄了，如何可以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