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演进及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演进及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缘起于法律形成之初，几经发展，直至宋元明清时的巅峰。我国古代暴力犯罪也不乏其独特的刑罚特征，其在传统法律上的规定及实施，不仅促成了中华古代帝国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借鉴古代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为现代刑法成功地打击目前的暴力犯罪服务。

关键词暴力犯罪；发展；刑罚特征；借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也急剧增多，暴力犯罪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它不仅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也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应予以严惩。所谓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或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关于暴力犯罪，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已有详密的规定，而且其在传统法律上的规定及实施，也促成了中华古代帝国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是中外学者公认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关于暴力犯罪的规定已经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借鉴古代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为现代刑法成功地打击目前的暴力犯罪服务。

一、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起源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暴力犯罪应该缘起于我国古代法律形成之时。也就是说，刚形成的法律中就已包含了暴力犯罪的内容。我国法律在很早的时候叫做刑。譬如说，《竹书纪年》说：“帝舜三年，命咎陶阼刑。”就是说虞舜命令皋陶制定法律。再如，《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里的刑都是法律。

那么，古代的刑（法）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有多种说法。第一，刑起于兵说。《国语·鲁语》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第二，定分止争说。管子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疆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故“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之争也……”。商鞅也认为：“神农既没，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制君臣上下之义。……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第三，源于苗民说。当时的苗民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法制发达，他们最早制定了肉刑。制定肉刑的动因就是当时暴力犯罪的猖獗。《尚书·吕刑》记载：“蚩尤惟

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第四，源于“性恶”说。荀况是主张性恶论者，他从人性的角度解释法律的起源，认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其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上述几种说法虽然各自看法不一，但他们都承认一点，那就是，由于当时的侵、伐、暴、乱引起了社会秩序的震荡、混乱，直接导致了刑法的产生。换言之，暴力犯罪促使了法律的产生。既然法律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打击暴力犯罪的，那么当时的法律中自然就会有很多有关暴力犯罪的内容，甚至主要就是暴力犯罪的内容。如《尚书·舜典》上记载，当时的最主要的犯罪之一“怙终贼刑”就是暴力犯罪，指因饥谨或复仇第二次杀人吃人或者一次杀人吃人三人以上的，要处以“贼刑”（也就是割断咽喉的死刑）。夏朝的主要犯罪种类有杀人罪、抢劫罪、贪污罪，其中两种就是暴力犯罪。

（二）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发展

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夏商周时期

《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昏是抢劫罪，墨是贪污罪，贼是杀人罪。昏和贼就是当时的暴力犯罪。

商朝的暴力犯罪主要有颠越不恭、暂遇奸宄、左道乱政罪等。盘庚在动员臣下迁都于殷时，便宣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有” （颠越不恭就是狂妄放肆，不守法纪，不敬国王；暂遇奸宄就是危害政权，犯法作乱，内外盗贼）。[②]《礼记·王制》曰：“……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其中包括有暴力乱名改作、左道以乱政的内容。

西周时期，暴力犯罪的规定就更加丰富、系统、规范了。西周的暴力犯罪主要有：（1）杀害国王罪。《周礼·夏官·司马》曰：“放弑其君则残之。”当时，即使杀害国王的亲属，也要处最重刑。《周礼·夏官·司马》曰：“杀王之亲者，辜之”（按郑玄注：“辜言枯之也，谓磔之”，即碎割刑）。（2）杀人罪。自夏起，“杀人为贼”，即处死刑。在先秦文献中盗与贼的内涵是不同的，“贼”一般指侵犯人身，盗指侵犯财物。周时，也有抢劫杀人罪，如《尚书·康诰》所说：“凡民自得最，杀越人于货”，后世“杀人越货”一词，即源于此。（3）故意伤人罪。当

时，过失伤人从轻处罚，但如系故意伤人，则予重罚。《周礼·秋官·暴杀戮》曰：“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4）强盗财产罪。《尚书·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寇就指劫夺，奸宄也有寇盗的含义）。《易·睽》曰：“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正如清人王鸣盛在注《尚书·康诰》时所说：周时侵犯私有权特别是暴力侵犯是“有诛无赦，必服其罪”的。

2、春秋战国时期

此时，法家思想兴起，主张小过必罚，轻罪重罚。魏国李愧在其制定的《法经》中，把以暴力犯罪为主要内容的盗犯罪和贼犯罪（窃盗不包括在暴力犯罪中）规定在“头版头篇”，其法典体例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蕴含的暴力犯罪条款如：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凡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一思想对以后乃至今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秦汉时期

到了秦汉时期，暴力犯罪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主要表现为反叛、大逆、不道、大不敬等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罪名的出现以及杀人、强盗等传统暴力犯罪更为细化和规范化。

秦朝，反叛大罪开始出现。“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亲王政九年（前238年），“长信侯嫪毐作乱”，“将欲攻蕲年宫”，遭到严重镇压，首恶嫪毐“车裂示众，灭其宗”，主犯卫尉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过四千余家”。次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自杀，其党羽或夺爵、或迁。为此，秦王下令“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商鞅、嫪毐、吕不韦所犯之罪就是反叛、大逆、不道。关于杀人罪，进一步被区分为贼杀、盗杀、擅杀、斗杀（贼杀指故意杀人；擅杀指尊杀卑、主杀奴；盗杀指因盗而杀，兼有盗、贼二罪，处刑尤重；斗杀是指在打架斗殴、群斗群殴中的暴力杀害），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体现了当时的刑法理论水平，特别是暴力犯罪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汉朝的反逆大罪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谋反”的罪名。汉朝的杀人罪，在秦朝的基础上又分出了谋杀、使人杀人、复仇杀人等情形：（1）谋杀是指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特别是指二人以上的缜密筹划杀人。谋杀罪处弃市刑，谋杀人未遂，减刑。据《汉书·恩泽侯表》：“章武嗣侯窦长生坐谋杀人未杀，免。”（2）使人杀人，即教唆人或指使他人杀人，犯者按共犯中的主犯从重处罚。一些有爵位的贵族高官也因使人杀人而弃市。（3）复仇杀人。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法律允许子孙或亲族为亲复仇，无罪或者赦免。汉初刑法禁止私相报怨，但法令虽具而奉行不力，私相杀伤者，不绝于世。因此，后汉桓谭提出：“今宣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