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对策研究

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对策研究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对策选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制度创新

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排名第26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

当前，我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转变。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我国万元产值能耗分别是日本的8倍、德国的7倍、美国的6.5倍，甚至是印度的2.3倍，在过去高速发展的30多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几乎没有世界名牌，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虽然排名世界第二，但由于处在产业链低端，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低价开发自然资源甚至严重的环境污染来换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这种粗放的发展必然与我国的资源状况相冲突，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令人担忧。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且技术依赖现状未得到明显改变

目前在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很多产业部门中，低附加值产业仍占很大比重，而部分高附加值产业如信息产业，虽然产值和数量增长很快，但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高额利润被外国公司赚取。有研究数据表明，日本和韩国当年在引进国外技术时用于消化吸收创新的资金分别是引进资金的5倍和8倍，而我国仅为7%。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低于30%，美国和日本

则在5%以下（滕飞，2009）。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将被长期固化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

（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加大

长期以来，在我国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两种教育体制、两种就业制度、两种财政税收体系等，导致了我国城乡之间的隔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4%，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韩国（45.4%），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如南非（68.25%）、俄罗斯（44.55%）以及巴西（40.91%）（宋晓悟，2011）。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我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我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章玉贵，2011）。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两极分化，是产生大量社会问题的总根源，解决不好将会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积累且有效解决措施不力

首先是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最后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据统计，1989-2008年20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9年的50.9%下降到2008年的35.3%（张兆亮，2010），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由于消费反映出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五）国际经济发展大环境不容乐观

当前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极其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从2007年3月份开始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相比，其恢复过程也将相当漫长。国际金融危机致使我国国内宏观调控政策趋紧，物价攀升、外部冲击的风险不断加大、企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时经济繁荣的外部环境相比已大相径庭。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竞争对手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不仅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在人才、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会越来越大。同时，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总之，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不容乐观，这将对破解发展过程的“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不小的阻力。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我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