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分析(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分析(一)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问题；出路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走向衰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由强纲领主张转向社会学有限论。然而，社会学有限论和强纲领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变革并未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质性问题，因此难以解决自身存在的固有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会走向何方?以协调论作为解决方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出路。近代科技产生以后，由于科技发展本身的需要，人类建造了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室的产生，使得科学逐渐远离了普通人的视野。现代科学的实用性、目的性加强了，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却不再为一般人所知道，成了科学家们的专利;科学知识产生的场所—实验室，也充满着神秘感;科学知识本身，也由于其越来越高深莫测，且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只为少数的一些人—科学家所掌握，成了绝大多数人所无法企及之物。大多数人只能对科学敬而远之，最终只能把它当作崇拜的对象，科学主义由此而产生。至此，由于科学的特殊地位，人们对于科学的研究，只局限于科学发展的背景、科学发展的体制、科学发展的历史等科学的外围层面上进行。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成员主要包括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史蒂芬·沙宾和安德鲁·皮克林等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对于科学知识的研究，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只研究科学的体制性因素，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对以曼海姆为首的知识社会学学派对待科学知识的犹豫不前的态度，也持否定态度。出于对这两个学派的不满，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声称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研究，外界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一、强纲领及其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从英国兴起之后，发展相当迅速。刚开始时，以爱丁堡为主要阵地，以宏观理论研究方法为主，致力于探求科学知识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与科学家所属的团体，科学家的社会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爱丁堡学派的领袖人物布鲁尔和巴恩斯共同提出了“强纲领”主张。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对强纲领这一主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在该书中，布鲁尔声称“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应当遵守以下四个信条((tenets)"，通过这种方式，它就可以体现人们在其他科学学科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同一种价值观。这四个信条是: 一、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将与社会原

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

二、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

三、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

四、它应当具有反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和有关对称性的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它显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驳斥。

这四个与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以及反身性有关的信条，便界定了我们将称之为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的东西。

强纲领的四项原则一出，立即遭到来自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知识社会学界以及科学史界的激烈批评。在其具体应用到科学知识的解释中时，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因果性原则，因为它运用社会利益作为起点，强力推行对科学事业的单向解释，这本身就存在着很大

的矛盾:这种以社会利益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单向理解模式，如何能够理解社会层面的双向互动的事物呢?这种做法，随着其运用的深人，会逐渐凸显出自身的弱点。哲学家霍华利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也对强纲领的因果性主张的单向因果性解释，提出了批评，因为单向的因果性解释具有排他性，并且强纲领还主张这种解释具有对称性，这就在客观上摧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基础，也否认了科学理性的存在，最终会导致相对主义大肆盛行。.

强纲领四项主张中，公正性和对称性引起的争议最为激烈，因为这两项主张是理性主义者所无法容忍的。因为这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原则和科学哲学家的一贯要求，是大相径庭的。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眼中，真与假，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只是科学家的社会利益上的一些不同的反映，从而使得科学与伪科学之间不再有任何界限，这必然给科学事业的正常工作带来麻烦，甚至会使得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

反身性原则，同样也给科学知识社会学带来许多问题，该原则要求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到社会学本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声称:“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建构论本身的理论也不例外;如果相对主义者断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标准，我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这种断言当真?霍华利对此批评道:“如果对于所有信念的说明都应当具有同一种无偏见风格和对称风格，那么，这种说明大概适用于那些倡导某种强纲领的人所具有的信念。然而，这些信念明确要求具有一种科学的，这种纲领既不敢疏忽而失去，又不敢明确断言的地位，因为无论这样失去这种地位，还是如此断言这种地位，都会颠覆这种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不管如何给自身定位，都会陷入困境当中。

科学知识社会学并不能彻底贯彻自身制定的纲领，且他们的理论自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反身性问题。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直自称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和其他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一样，都是科学。言下之意，所有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是科学家。既然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些科学家的理论是受到一些社会利益、社会权利的制约或以往的错误信念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那么，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这些“科学家”们是否和自然科学家们一样，他们的理论的提出也是由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呢?还是受到某些社会权力的制约呢?抑或是受到他们以前的错误信念的影响而提出的有问题的理论?

二、SSK的社会学有限论转向

从科学知识的本质来看，由于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来面目，找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最大限度地使科学理论符合自然界的真象。因此，“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也就决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理论与自然界不符的现象常有，但依据自然界为目标或参照物，科学知识在不断地朝向客观迈进。闭”而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中，把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标准等同于科学合理性。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标准是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行为方式能否得到多数人认同进行评判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标准就应该与多数人的行为习惯相一致，而人类社会的行为习惯又必然会受到民族、地域、风俗等影响。所以，通常以“多数人标准”真理观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标准，理所当然地会由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合理性。把人类社会中的合理性标准与科学合理性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

强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其外部，由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史界科学家们本身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了合围之势。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强纲领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强纲领理论的破绽日益暴露在众人的眼前。而其内部，在强纲领的统领下，科学知识社会学下存在着众多的亚纲领，主要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型，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巴黎学派的科学人类学纲领等。这些亚纲领总体上遵守着强纲领的基本精神，但不同的亚纲领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来分析科学及科学知识，随着这些分析的不断深人，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理论分歧日益增多，为强纲领的分化埋下

了隐患。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内忧外患之中，必须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变革，来挽救自身。在这种情况下，爱丁堡学派试图通过提出社会学有限论，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想以此来摆脱强纲领研究范式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学有限论是指语言的意义不能被完全确定，因为在其使用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因素的不断介人，而使得语言不断创造出意义。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说:“意义是在我们不断前进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它是我们过去运用它的那些过程的残余物，而我们在将来对它的各种运用并不是完全由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决定的。”对于社会学有限论，巴恩斯在评论库恩的分类观点时，也曾作出过论述:“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词汇的恰当含义是逐步形成的，其中含连续和即时的价值判断。一个概念含义的适当使用，最终也必须单独由一些特定、即时和偶然的决定因素来决定。有限主义否认一个词汇的内在特性或意义与观念有关，并决定它的未来使用。”而对于社会学有限论的系统表述，则是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在1996年出版的《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有限论的基本主张，他们把社会学有限论表述为五条基本原则:词汇未来的使用是开放的;没有分类行为是不可错的;所有的分类行为都是可改变的;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不是独立的;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并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