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研究述评

《余华小说研究述评》

摘要：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余华研究，评论者们对余华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展开了论述，旷新年认为“余华的小说从以前的残酷、血腥、暴力、宿命主题转移到了生存苦难的主题上来”，像比较研究、小说中儿童视角研究、女性形象研究等等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自初登文坛以来，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大多有影响并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评论界对余华小说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小说的主题思想及成因；创作风格的变化；独特的叙事艺术以及比较研究等等。本文正是从这些主要的问题出发，系统地勾勒余华研究的运行轨迹，梳理研究成果，供关心喜爱余华研究的学者参考。

（一）

1987年余华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个人感知及所开拓

出来的与传统不同的艺术天地而受到关注，这其中要数莫言的评论最为切中肯肇。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称余华为“仿梦小说”的制作人和“清醒的说梦者”。这篇评论为提高余华的知名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以后真正的学术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华在第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先锋色彩。小说的主题以暴力和死亡为主要描写对象，作者采取一种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这一时期的评论大多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余华前期小说中充满了暴力和死亡，甚至可以说他完全以发掘“人性恶”为己任，专注于揭示人的兽性的一面，或者说是人性中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沉醉于用冷漠的态度对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天灾人祸进行富有诗情画意地叙述，让人不寒而栗。谢有顺认为：“余华早期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内在本质”。而黄蕴州，昌切还把余华小说中暴力书写和我们民族的历史联系了起来，“余华借助暴力这一中介对我们传统的善的历史观进行了解构，揭开了其对人之正常生存之摧残的恶的一面，从而对历史暴力进行了冷峻的控诉”。对于余华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暴力，多数评论者多从余华的童年记忆中寻找答案。也有的评论者根据作家的自述认为是缘于作家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更有人注意到先锋文学的暴力叙述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倪伟认为：“正是对暴力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记忆，使得余华的笔端有意无意地流出波涛汹涌般的暴力”。我们可以说余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多少有点“作秀”的意思。是他在先锋精神的笼罩下为了达到冷酷和残忍的效果而精心设计的一种被称

为“情感的零度”的写作策略。其实，在作家的心中是暗藏着热情的。郜元宝说：“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

对余华小说的主题内涵，评论界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包含着对人性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认识经验的反判。但对其作品的先锋价值，评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评论者们的评判只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没有结合具体文学流派的特点来展开评判，往往是用现实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去评判表现主义，或者反之，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同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情感、叙事方式和小说结构等方面。余华小说的叙事情感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旷新年指出：“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冷漠、客观的叙述者，对叙述不作任何道德情感的干预，只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记录，将这个残忍的故事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陈永春将余华的叙事方式概括为五种：“制造重复”、“个性化回忆”、“反讽性叙述”、“巧置偶然”、“感觉化描写”，认为“鲜明的个性化叙事方式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执着的哲学探究”，“同时又凝聚着深刻的审美意味”。余华小说的结构没有明晰的叙事线索，也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链，整个文本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有时看似是毫无意义事件的堆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王海燕用“形式迷恋：精神真实的追寻者”去概括余华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对于这一时期余华小说中人物形象，评论界也给予了相当多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作家不屑于对人物进行现实主义的肖像描写，看重的只是作家心目中的主观形象，人物只不过是作家表达意义的一个道具。“先锋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个性，只是一个平面，或者说只是直奔人的本质，只是一种‘欲望’的象征。”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余华研究，一是公认了余华前期小说“暴力”和“死亡”的主题，二是肯定了余华小说主题内涵的积极意义，三是对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进行了评判。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往往浮于表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余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除了作家文学观念和生平的原因外，可能更多地和先锋文学本身的“先锋性”有着极强的关系，先锋文学是在国内的“寻根文学”和国外的“现代主义”双重合力下产生的文学思潮，这一双重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先锋小说特殊的写作模式，必然表现出和传统文学巨大的不同。其次对于余华小说先锋性的文学史意义仍需进一步重估，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而应该看到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对后来文学创作产生的极大影响，使小说创作从传统的注重“写什么”到注重“怎么写”，小说的形式第一次被提到和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

1991年、1992年、1995年余华先后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正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使评论界对余华一时好评如潮。这一阶段对余华的研究或是对单一文本进行解读，或是将三篇作品与前期小说联系起来看余华小说的流变历程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从1991年发表《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小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主题从早期的“暴力”转向对“苦难”关注的脉脉温情。评论者们对余华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展开了论述，旷新年认为“余华的小说从以前的残酷、血腥、暴力、宿命主题转移到了生存苦难的主题上来”。著名学者夏中义也写下了4万字的评论，“从《呼喊》是‘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系统地追溯了余华小说主题的生成及变异，该文行文坦诚激越，思想先锋深刻，在学理的层面将近年来余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这样从整体上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观照，突破了以前单一作品的评判模式，必然带来许多新的认识。研究余华的著名学者李平教授认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故事讲述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李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在此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认为余华小说人物塑造“不再只是某种欲望的代表，大有返回‘典型人物’的趋势”。在小说的时间上，“时间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有着明确的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做背景”。在小说的语言上，语言的“诗化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何滢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创作比较角度分析了余华转型后作品的特点。认为他是“从弱化故事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减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简化人物关系，套用最典型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及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等等方面为小说做减法的”，“运用短篇小说浓缩的手法进行长篇的创作”。当然，我们在看到余华小说前后巨大变化的同时，更应看到其创作前后的一致性。余华前期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寓言”，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带有明显的寓言特征。再如前期小说中以梦境形式显示出强烈的荒诞气息，后期只不过通过现实和历史来表现。再比如说，主宰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推到了极端。所以，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活着》等作品是否就是先锋小说向传统小说的回归还需要我们再进一步进行探讨。

对于余华的这种转型，评论界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持否定态度，有人持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作家对世俗的妥协，是作家媚俗的表现，必然导致先锋小说的消亡。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的“胜利大逃亡”，是一次成功的转型。陈思和利用“民间”理论对余华转型后的作品予以了很高评价。认为余华从80年代“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立场。并且认为作者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更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