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进行考察,传播学的本土化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其“健身策略”是在传播研究中保持平等而自由的思想位置;在现实传播实践中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海纳百川地吸收国外传播新方法、新观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发展不均衡的初步阶段,其具体对策是寻求嫁接优势,做好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工作。我们应该通过“传播学之树模式” ,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等基本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跨学科分支化研究

【分类号】：G206

【DOI】：CNKI:SUN:ZJSH.0.2004-03-030

【正文快照】：

随着社会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需求的增加,传播学的一些根本性命题,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本土化、跨学科发展等关系我国传播学发展策略性的问题,更是成为国内传播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应的一些成果也陆续出现。

再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2008-05-22 12:06:15)

标签：传播学研究文化分类：文章选读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争，一直可以追溯到传播学引入国内之初。就本文所搜集到的材料，这一问题不仅困扰传播学研究，其他的社科门类如社会学、心理学，都碰到类似的问题。因此，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除着力于梳理传播学界的主流之外，亦参照临近学科的部分主张，以期对这一问题有较深的剖析。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最早的提法是中国化。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①。

孙旭培教授1997年也曾如此表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②。”

张国良先生干脆冠之以“中国传播学”的称谓，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中国传播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专利权’的传播学”，如同“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一样③。

中国化的提法，实际上与本土化是一脉相承的。邵培仁认为，所谓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本身指的就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归纳目前中国传播学界的主要观点④。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复旦大学的黄旦先生认为，本土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理论本身是具有普适性的，一味强调中国的理论毫无意义。持类似疑问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他在《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指出，“关键的问题是传播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中国化或者华人社会化？这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还是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他认为，所谓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本土

化也者，只是理论的社会对象或是社会条件转变的结果而已⑤。

理论本土化跟理论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本土理论，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有条件的。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实在是检验、补充现有理论和创新理论的过程。长远来说，传播理论是内外理论修订、融合的结果，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难分清内外。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本土化是植根于文化情境中，有种强迫性的“先天”特征。因为中国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所以，中国学者做出来的研究自然是本土化的。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者翟学伟看来，不宜提本土化，这容易造成歧义，一旦“化”，就意味着是将整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化开去”，所以他偏好用本土研究。“应该提倡的是一种既不套也不化的方法，即学科性的自生性研究：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和范畴；要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本土化应该是：在现代的、发展的、有学科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既不是在西方的那套体系上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也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一方面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⑥”

如果将视野放置到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肇始，不难发现，从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之风，至今未曾止歇。台湾著名社会学教授叶启政的分析颇为深刻：本土化的问题，折射出的问题是“反映整个中华文化在西化过程中谋求调适所面临的困难”。

最早的学者的西化研究取向：第一，学术圈中被认定的知识，绝大部分适合中国本土的东西一向所缺乏，乃西方特有的。第二，救亡图存的国家集体意识，压过文化本土认同意识，成为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凸显的主导集体意识⑦。

可以看出，自19世纪开始的向国外学习、借鉴的学术研究方式，现在依然盛行。而国内学者圈所表现出的民族情绪仍然强烈。比如，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突破西方意识形态一类的说法仍屡见不鲜。

邵培仁先生认为，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以古为主、以今为辅，致力于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着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中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虽各有侧重，互相包容⑧。本土化研究的路径

谁也不会否认，本土化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的概念、理论、方法作为分析的手段和工具。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武汉大学梅琼林教授认为，传播学是分两个层次的：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传播学有自身的规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科学。但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传播学由人来进行研究人的传播，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方法、规律。所谓“本土化”就是强调这一面。一句话，传播学研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科学。

在他看来，当前的国内传播学研究有“玄化”特征，即玄虚和晦涩，即充满了西方式的概念和模式。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取的。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所定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是背道而驰的。

他认为，本土化的出路，恰恰在于我们能否将分别诞生于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特点与中国本土的传播现象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研究可以把行政取向与批判取向、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进行融合，具体地说，就是要注意心理、社会、文化三重效果的结合⑨。

张国良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即他所谓的“拿来主义”。即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比如，前几年他所开展的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把关理论等等，便是这样的路子。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争议，比如所谓的“不言自明说”、“国情不同说”等。针对这些，张国良的解释是：实践还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换言之，要么是中国的实际能够修正国外的理论，要么是国外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现象，此二者都是产生“中国特色传播理论”的渠道。

坚持从一开始就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也有不少。就是从传统、历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余也鲁就深信，“研究中国的传播理论从历史着手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途径。”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戴元光等主编的《中国传播学术思想史》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对这类研究，张国良先生的评价是：有必要，有价值，但容易零碎，难以形成系统的抽象理论。

对于从中国本土已有的思想资源和国情出发进行的研究，邵培仁做过总结，主要有：?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中国传播断代史和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

?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

关于传播学研究路径，陈韬文曾撰文总结出3种方式：

一是简单的移植，把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这是传播理论本土化必经的一步，是学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

二是指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由于相关条件的改变，原有理论必然有所修订。比如，媒介专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既定权利结构有维护作用，有时被视做“保守”力量的一部分。放到社会主义，媒介专业主义或有利于权力的多元化，具有解放的“进步”意义。

第三种是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新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本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让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当中可能是研究者的敏锐程度或是研究议题先后次序不一所致。

第一种移植式的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土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

笔者认为，研究路径固然重要，不管是探讨最终的理想目标，还是具体的研究取向，都不应该忽略其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目前的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的多元、本土倾向，从另一角度看，恰恰是零散和泛化特征。探讨其宏观原因，至少有以下四条：

第一，学术紧紧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权威之下，缺乏独立自主的性格。比方说，报酬与学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西方学术体系的理想化传统，使其一直具有保持“价值自由”和“利益自由”的强烈愿望，因而提供了一定的独立空间。

第二，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丛生，政府、企业和传播界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真正的学术被边缘化。

第三，机构的财政支持，使得基础性学术研究受到冷遇，而重视工具技术和实用成为主流。第四，长期与西方传播学界的亦步亦趋，使得传播学界缺乏原创的动力。

以上原因不独存在于传播学界，在其他学科一样如此。社会学作为传播学的主要源头，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经百年，仍难形成自己的体系。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需要“一方面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我们的学术取向应该是一种“学科性的自生性研究”：一是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和范畴；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⑩。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际化的提法，有很多近义词。如西方化、全球化、世界化等等。在当代，全球化用得较多，这是多少有点含混的词汇。但是媒介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确实将人类社会的时空阻隔缩小了很多。

笔者认为，这些概念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异的。比如，对应于本土化的概念是外来化，以中国为中心的更加明确的称谓就是西化。这一进程始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渗透，其核心是现代化。全球化的提出，将这种具有内在冲突的趋势淡化了，更强调多元化和共存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本土化的发展应该突破“本土契合性”的局部视野，将目标定得更高一些：就是能够用一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来丰富人类的整体文明。

这就提出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面是本土化，强调中国特色，一面是全球化趋势，必须融入世界，如何平衡二者？

陈韬文认为，解决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之间的张力是发展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方法是，把提问加以理论化，它的国际相关性就会加强，较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要使提问的意义更能超越地方背景的限制，在国际学术找到对应的位置。只有理论的处理，本土传播研究才可以跟世界学术对话、竞争、互补和融合。当代传播学界较有名的研究，好像“知沟”、“议题设定”、“两级传播”等都是以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为研究背景。为什么它们的“卑微”背景没有妨碍这些研究在世界扬名，当中的关键值得我们思考。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传播学术是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学者们不用讨论本土化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本土就是国际，一切非以美国作为对象的研究都被美国同行归类为“国际传播”，这当中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自我中心和盲点。这种倾向在当代美国传播学界也开始反思。

对于理论的总结，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开展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可以对理论的条件性或有更充分的了解，甚至发展出自身的概念体系。

在本土化的视野中，我们对西方传播学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暧昧的。至今仍未摆脱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学术倾向，在具体的研究中，或是对西方传播学照单全收，或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这体用之分到现在未有明确。

在全球化面前，我们学者更多担心的还是被淹没和吞并的危机。但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没有必要的。就文化本身的传播规律来看，近代以来，欧美一直都处于文化中心区，而中国处于文化边陲区，这就是现实。

具体来说，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种趋势，必然会发生碰撞、冲突，最后走向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田中阳指出，应该特别注意把握3个问题：

第一，主体性问题。既不要一概拒绝，将国际化当做西化来处理；也不要一味投怀送抱，惟“外国的月亮圆”。

第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固有的优秀成果应该保留，同时要与时俱进，吸纳一切有益的学术资源。

第三，创造性转换的问题。即时空两个维度——历史转换（古今之间）和地域转换（中西之间）的转换。

恰如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样，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开放的、积极的，同时又不忘自己的任务，所以，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本土化基本上还需要在继续接纳西方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但同时必须保持时刻的反省，重视对自己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立场、文化观点以及实践态度的关注。一句话，要有独立性和主体性，保持一种批判性警觉。

注释：

①②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③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④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⑤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2002年中国传播学会上海会议提交论文

⑥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叶启政著：《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⑨梅琼林、罗慧：《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⑩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章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