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进行考察,传播学的本土化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其“健身策略”是在传播研究中保持平等而自由的思想位置;在现实传播实践中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海纳百川地吸收国外传播新方法、新观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发展不均衡的初步阶段,其具体对策是寻求嫁接优势,做好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工作。我们应该通过“传播学之树模式” ,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等基本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跨学科分支化研究

【分类号】：G206

【DOI】：CNKI:SUN:ZJSH.0.2004-03-030

【正文快照】：

随着社会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需求的增加,传播学的一些根本性命题,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本土化、跨学科发展等关系我国传播学发展策略性的问题,更是成为国内传播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应的一些成果也陆续出现。

再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2008-05-22 12:06:15)

标签：传播学研究文化分类：文章选读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争，一直可以追溯到传播学引入国内之初。就本文所搜集到的材料，这一问题不仅困扰传播学研究，其他的社科门类如社会学、心理学，都碰到类似的问题。因此，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除着力于梳理传播学界的主流之外，亦参照临近学科的部分主张，以期对这一问题有较深的剖析。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最早的提法是中国化。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①。

孙旭培教授1997年也曾如此表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②。”

张国良先生干脆冠之以“中国传播学”的称谓，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中国传播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专利权’的传播学”，如同“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一样③。

中国化的提法，实际上与本土化是一脉相承的。邵培仁认为，所谓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本身指的就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归纳目前中国传播学界的主要观点④。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复旦大学的黄旦先生认为，本土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理论本身是具有普适性的，一味强调中国的理论毫无意义。持类似疑问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他在《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指出，“关键的问题是传播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中国化或者华人社会化？这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还是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他认为，所谓理论本土化实际上是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更替演变；本土

化也者，只是理论的社会对象或是社会条件转变的结果而已⑤。

理论本土化跟理论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本土理论，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有条件的。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实在是检验、补充现有理论和创新理论的过程。长远来说，传播理论是内外理论修订、融合的结果，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难分清内外。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本土化是植根于文化情境中，有种强迫性的“先天”特征。因为中国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所以，中国学者做出来的研究自然是本土化的。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者翟学伟看来，不宜提本土化，这容易造成歧义，一旦“化”，就意味着是将整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化开去”，所以他偏好用本土研究。“应该提倡的是一种既不套也不化的方法，即学科性的自生性研究：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和范畴；要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本土化应该是：在现代的、发展的、有学科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既不是在西方的那套体系上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也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一方面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⑥”

如果将视野放置到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肇始，不难发现，从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之风，至今未曾止歇。台湾著名社会学教授叶启政的分析颇为深刻：本土化的问题，折射出的问题是“反映整个中华文化在西化过程中谋求调适所面临的困难”。

最早的学者的西化研究取向：第一，学术圈中被认定的知识，绝大部分适合中国本土的东西一向所缺乏，乃西方特有的。第二，救亡图存的国家集体意识，压过文化本土认同意识，成为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凸显的主导集体意识⑦。

可以看出，自19世纪开始的向国外学习、借鉴的学术研究方式，现在依然盛行。而国内学者圈所表现出的民族情绪仍然强烈。比如，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突破西方意识形态一类的说法仍屡见不鲜。

邵培仁先生认为，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以古为主、以今为辅，致力于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着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中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虽各有侧重，互相包容⑧。本土化研究的路径

谁也不会否认，本土化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的概念、理论、方法作为分析的手段和工具。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武汉大学梅琼林教授认为，传播学是分两个层次的：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传播学有自身的规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科学。但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传播学由人来进行研究人的传播，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方法、规律。所谓“本土化”就是强调这一面。一句话，传播学研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科学。

在他看来，当前的国内传播学研究有“玄化”特征，即玄虚和晦涩，即充满了西方式的概念和模式。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取的。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所定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