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教学新视野的一些思考

回顾才能展望，碰撞更需交流，引领不如自发
——关于语文教学新视野的一些思考
武健
在语文教学研究领域，“新”是一个需要谨慎使用的词。

一味守旧是故步自封，一味“创新”带来的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乱立山头。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一些语文教学的研究者妄图将“新”字扣在自己的教学思想与理念之上，圈内外人从貌似“百家争鸣”现象的背后，看到的却都是满眼的虚空与无知。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拓出新的领地，是一个永新的话题。

在深入探讨与研究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
文化传统断裂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

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中的八股文以及策问能否成为作文教学的借鉴？民国以来语文教学的一系列探索与变革，有没有全面地总结与反思？当下，对于传统语文教学思想的传承，尤其是民国以来前辈先贤们在语文教学探索的道路上筚路蓝缕，不断努力而取得的丰硕成果，关注不多，系统性的研究更少。

让我们先读几篇民国时期语文教学研究者的文章：
林轶西的《初中国文科读书问题之研究》（《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六号，1924年）对学生的阅读问题从“选择书籍的目标”“书籍的支配和编订”“指导方法”“成绩的考查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探索与研究，这对目前的阅读指导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孟宪宗的《初中作文教学法之研究》（《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六号，1925年）是一篇系统论述民国时期中学作文教学法的重要论文，既有理论上的独到见解，又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张文昌的《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新教育评论》第三卷第八期，1927年）所列举与分析的问题，有些直到今日，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翻几页民国教育的日历：
1914~1915年，江苏省教育会设立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

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不“教”的教育：反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育，主张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亮丽丰富的教具，让儿童主动接触、研究，形成智慧。

二是强调教师居于协助引导的地位：教师必须放弃传统的自以为是的教育方式，转为适时地从旁给予儿童协助与启发，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主体，使他们开动脑筋、发挥潜力。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等校的倡议下，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小联合会作出决定，号召全省各地小学推行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号召全国推行设计教学法。

作为一种教学法，它已超越了教学方法的外显层面，更多体现出一种课程理念的更新，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突破。

康少言在《设计教学法辑要》（商务印书馆，1922年）中评价说：
“此法出后，教授上起一大变革：向之以教科为本位，化教科为动作矣；向之以编制三段、五段之教案，输入预备之材料为正规者，今改为以配置适当环境，唤起欲得反应为能事矣；向之以教师之机能为教授者，今乃教师之机能为指导矣。

”
与持续一千三百余年的封建科举制相比，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之路，更值得当今语文教育者学习与借鉴。

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要借鉴经验，也要借鉴教训。

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在教学中的推广，很快就暴露了其缺陷：设计教学法一味地强调尊重儿童兴趣的做法，导致教学无目的，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学的规律，导致当时教学的盲目性、混乱性；设计教学法主张在活动中学习，反对单纯的课堂教学，出现了“天天在那开什么庆祝会、展览会、贺新年、做生日等等”的情况，导致学生“读书不能成诵，别字太多，算法又缓慢又错误”等不良后果。

在设计教学法中，这种忽视系统知识、仅一味重视活动的做法，致使当时学校
的学生难以获得全面发展，在学习上缺乏基本功的训练，学生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受到了限制。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继承与借鉴，那么过去实践得来的经验到现在还会出现不必要的重复，过去失败得到的教训现在会有，将来或许还会重演。

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第二届“苏派语文教育论坛”梳理了苏派语文教育思想的近现代发展史。

杨斌老师的《叶圣陶教育思想视域下的语文教育观》、魏本亚教授的《阮真语文教育思想概述》、徐林祥教授的《吴天石：语文“双基”教育的奠基人》等主题报告，较深入地回顾与总结了民国以来语文教育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成果，为当代语文教学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较好的示范。

二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带来的是不同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而语文教学的碰撞却很微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母语教学本身的区域性特征，二是我国语文教学的相对封闭性。

客观上讲，语文教学研究的载体不同，评价标准与体系也有着较大的差别。

南京十三中曹勇军老师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傅丹灵教授的“中美写作教学对话”系列文章，不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写作教学改革道路上一次富有深远意义的、深刻全面的交流。

碰撞中的交流，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但社会舆论往往呈一边倒的趋势，片面地贬低自我，盲目地褒奖域外。

除了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之外，还有崇洋的思想在作怪。

道听途说的，断章取义的，臆想编造的，都成了打压国内教育的“工具”。

真正的对话，应该在平等的双方之间开展。

在充分剖析自我问题、改进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守护自己的传统，立足自己的现实，弘扬自己的文化，以此为前提，通过与他者对话，我们才可能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向别人学习的，哪些是我们应该作出调整的，哪些是今天一时半会儿做不到的，什么是需要积极达成的，什么是明天我们应该逐步去实现的。

我们既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与不足，也看到自身的缺陷与优势。

一个能立得住、站得直的人，才有可能与另一方平视对话。

不会俯视，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不能仰视，因为我们还有传统。

事实上，曹勇军老师与傅丹灵教授的这一组对话也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美国：美国对教师的考核也许更严格，成绩排名公开登报；美国和我们一样，也存在师资匮乏的问题；美国的写作教学现状也不容乐观……一系列真实教育现状的展示，消解了有些人心中的所谓“西方教育是神圣的”的认识，促进了两国教育工作者平等深入地交流。

两国之间写作教学的互动与交流，在当下，只是一个开始。

比如说，美国的傅丹灵教授无法给中国的高考优秀作文判分，曹勇军老师也很难把美国的优秀作文判为一类。

这种差异现象的背后，不能简单地归为文化背景的不同。

至于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的。

另一类碰撞与交流来自师生之间。

“经验丰富”常用来褒奖一位有着较长教学经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表明了师生年龄的差距。

巨大的年龄差是时代发展的表征，显现在语文学科上，其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尽管近些年中学语文教材在平稳中也保持了适度的更新与变化，尽管我们都在强调经典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尽管我们也能用考试逼着学生踏入教育者设定的文学欣赏与品鉴的方向，但不得不承认，语文教师群体已经逐渐远离青少年学生的时代。

学生在一年一年地“更新”，语文教师怎么办？保持年轻的心态、年轻的视野，对所有语文教师，尤其是从教时间较长的教师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任由这种隔阂存在，教师与学生彼此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们只有跟上学生的步伐，走进他们的世界，才可能有良性的碰撞，才可能进行深度的交流。

保证必要的阅读积累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开书单”就成了很多语文教师常做的事。

他们经常给学生推荐中外名著，却很少在言情、武侠、悬疑、科幻等文学品类中开列出值得阅读的经典之作。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语文教师因为受自我阅读兴趣与方向的束缚，就一厢情愿地开出可能只属于教师自己的视野狭窄的书单。

回顾全国各地每年高考模拟题中的现代文阅读就会发现，选文视野也是相当窄化的。

语文教师可以试着问问自己：师范毕业之后，文学作品我们读了多少？近五年的畅销书，我们读了几部？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我们有没有关心？
三
陈日亮先生在2013年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学术委员会第十届年会上发言说：“我们每次改革都是由上而下，集体动员，统一步调。

这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模式。

而语文课程的改革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

课程课程，就是一程一程地向前走，有序地渐进。

我们不能跑歪，但也不能疯跑。

”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在即，我们应该怎样开拓语文教学的新视野？通常的做法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培训、研讨、执行。

通常的策略是，培养一些骨干，打造一批名师，自上而下地推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落实。

这样的思路本无可厚非，但有个问题不能忽视。

我们在塑造教学榜样的同时，会不会脱离一线教育的现实？会不会远离课堂教学的现实？对于众多拼搏于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而言，他信力提高了，往往也就不同程度地消解了自信力；没有自信，也就难以形成语文课堂的个性化。

教学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理念只是指导人的行为，经验还需在个人教学实践中呈现出来。

很多语文教师的教学过程天衣无缝，分秒不差，怎么教都会。

但问他教学内容是什么，教学目标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一堂课结束后学生到底学了多少，常常回答不上来。

所以说，面对语文教学新的挑战，与其等待自上而下地传达与布置，不如努力调动一线教师的探索积极性，努力开拓他们的新视野；与其专家引领，不如群众自发。

钱理群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的专访（《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对话钱理群先生》）中有这样的论述：
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

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

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

问题是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不然就会被湮没了……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这就是我和一些老师提倡的，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老师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就自然会形成某种共同、相似的教育理念和人生信念，然后就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样的理念、信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活动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

这样的改革、实验，是以自己的理念、信念支撑的，是完全自觉的，是“我要做的”，而不是“领导要我做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存在变革就自然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开展的，呈现出行政化的特征，这就导致了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也造成了“你喊你的新，我做我的旧”的尴尬现状。

“左”与“右”是我们对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立场的一种简单判断，但辩证地看，“左”与“右”的同时存在，也是保证教学改革稳步推进的两股必不可少的力量。

“上”与“下”的有效结合，尤其是充分调动、激励一线教师自发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应该是新时期语文教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新的增长空间。